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意志帝国不得不接受领土割让、军备限制和巨额赔款等严厉条件；然而历史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凡尔赛条约》强力约束之下，德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反而出现了超出预期的结构性改善。其原因在于，欧洲传统权力格局在战争后被重新洗牌。战前德国长期处于“多面受敌”的局面：东线沙俄持续施压，西线法国紧盯不放，南部奥匈帝国形成牵制，只有北部海域相对可控。俾斯麦时期打造的同盟体系虽力图破局，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德国被多强包围的被动处境。1914年前的欧洲外交档案显示，德国参谋部曾七次调整东西两线作战预案，反映出其战略压力之大。战争的破坏性后果意外改变了周边地缘结构。奥匈帝国解体后，南向压力迅速消退；俄国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遭到西方普遍孤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新独立国家在客观上成为德苏之间的缓冲地带。据1921年国际联盟统计，德国陆上接壤的潜在敌对国家从战前4个减少到主要对手法国1个。法国仍占军事优势，但其战争伤亡达131.5万，工业产能下降40%，实际威慑能力明显削弱。历史学者认为，这种“改善”是相对意义上的。德国虽失去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但周边强权的衰退幅度更大。苏联早期奉行“和平共处”取向，1922年签署的《拉帕洛条约》更推动了德苏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合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1924—1929年间德国对外贸易额超过战前水平，显示其战略回旋空间有所扩展。然而，这种阶段性空间很快被极端民族主义所消耗。纳粹党借助社会对条约的不满上台后，1935年单上废除军备限制，1938年吞并奥地利，进而促使更紧密的反法西斯同盟加速形成。慕尼黑安全会议对应的档案显示，1939年英法对德军事预算已增至1913年的3倍，说明短期的地缘利好最终难以抵消战略误判带来的后果。
一战后的德国经历提示国际政治中的一条规律：战败与受限并不必然意味着外部威胁达到峰值，地缘结构重组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带来回旋空间；但如果缺乏对秩序与规则的理性理解，把窗口期用于破坏体系、推动扩张，往往会引发更严密的联合遏制，并把局势推向更激烈的冲突。历史的启示在于，安全不能建立在他国衰弱或秩序真空之上，稳定更需要制度约束与共同发展相互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