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伤维权中常遭遇“合同缺位、关系难认”的现实堵点。彭某于2022年5月在重庆某公司“成都荷花池站”参加岗前培训后从事外卖配送，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其在送单途中发生单车事故，致左小腿膝盖骨折，随后向成都市金牛区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却因劳动关系难以确认而受阻。对大量平台用工、站点管理较为分散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一旦发生伤害，若缺少规范用工手续，往往会在认定环节卡在“第一道门槛”。 原因——用工链条环节多、管理与责任主体边界不清，再加上劳动者证据留存不足，叠加导致维权难度上升。一上，外卖配送常见“公司—站点—骑手”的组织形态，日常管理多由站点负责人具体执行，劳动者对用工主体是谁、管理边界哪里往往认识不清；另一上，部分用工单位在合同签订、社保缴纳等环节不够规范，客观上抬高了劳动关系认定成本。对劳动者而言，入职材料、培训记录、排班与考核信息等关键证据容易被忽视，一旦发生争议，举证链条不完整，维权周期随之拉长。 影响——个体层面是治疗费用与生活压力叠加，社会层面则牵涉用工规范与行业治理预期。工伤待遇与劳动关系认定紧密相连，若长期卡在“关系难认”，劳动者医疗康复、误工损失等难以及时保障，矛盾风险随之增加。更重要的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若用工不规范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不仅削弱劳动者安全感，也会影响行业稳定运行，不利于形成公平有序的用工环境。 对策——通过法律援助“绿色通道”降低维权门槛，以跨区域协作减少程序成本，以证据体系补齐认定短板。2022年11月，彭某向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后，法援机构及时受理并指派志愿律师核实研判，围绕“劳动关系”这个核心争点梳理证据，收集了与站点管理人微信聊天记录、上岗培训通知、入职申请表等材料。2023年1月，援助律师代理其申请劳动仲裁，并通过充分举证推动仲裁机构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随后，公司不服裁决，于2024年1月在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法院提起诉讼。彭某再次申请援助后，因管辖规则变化需由重庆当地法援机构办理。为避免当事人在成渝两地往返奔波，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依托成渝法律援助协作机制主动对接重庆市渝中区法律援助中心，完成材料移送与程序衔接；当地法援机构受理后指派律师继续办理，最终经调解达成协议，公司向彭某一次性支付10万元补偿，实现纠纷实质性化解。 前景——法援协作与用工规范化将成为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的重要支点。该案表明，面对跨区域用工与争议解决的现实需求，依托区域协作机制打通申请、转交、承办等环节，有助于把“程序成本”转化为“治理效能”。下一步，推动平台及关联用工主体依法规范用工，完善入职与培训留痕，强化社保参保与职业伤害保障衔接，并加强对劳动者的普法与证据指引，可从源头减少“关系难认”带来的维权梗阻。同时，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一体化的制度化、常态化运行，将为跨区域就业群体提供更稳定、可预期的权益保障通道。
这起跨越成渝的维权案例，既表明了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对新就业形态的回应，也折射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重构的复杂性。随着算法管理逐步进入用工管理流程，如何在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仍需政策制定者、司法机构与企业持续探索。此案带来的启示或许在于：对劳动者尊严与基本保障的维护，不应因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而出现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