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得把实证和理论这两方面都给摆在前头，这是新时代搞学问的大原则。毕竟历史学这门课就是为了弄明白人类文明咋走过来的，水平高不高，直接决定咱们民族对过去记得牢不牢，文化传不传承得下去。现在全世界都在用全球史观看事儿，加上数字人文这些技术都很厉害，虽然研究方法有了翻新的机会，可咱们也被实证资料太散、理论建得不够的毛病给难住了。怎么在有一大堆实实在在史料的基础上，去深挖那些背后的规律？这就是摆在学科面前的大问题。 你得回头看看学术的根儿在哪儿。中西方的老祖宗里头都有讲究实证的精神。咱中国古人就爱讲“实事求是”，清代的李颙还提过“实修实证”得跟“开物成务”凑一块儿，形成了那种“经世致用”的做事样子。西方搞实证主义的鼻祖孔德也是这么说的，让咱们得用能查验的事实去琢磨社会咋变的。这种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认同的看法说明，搞实证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科立得住脚的看家本领。 不过从19世纪史学变成专业学问开始，有些人把眼光放窄了。他们光盯着小细节使劲考证，虽然让资料分辨得更清楚了，可也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德国那个叫奥斯特哈梅尔的学者看得最透，他直接说全球史研究其实是个理论活儿，不能老是在那儿描述现象。《全球史杂志》刚开始办的时候也是这个理儿，他们主张把东西整合起来看。中国学者在这上头也很警醒。早在20世纪30年代，贺昌群就怕大家把学问搞得太散、连不上套；章开沅也提出要注意细节别把研究碎片化了。 弗朗索瓦·多斯写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中文版一出，又把国内对实证研究到底该咋搞给推了一把。大家现在都开始琢磨了：光在显微镜下看不行，得有个大框框把微观的东西给统起来。现在的世界越来越平了，历史研究不能光闷在屋子里摆弄旧书。面对全地球80亿人留下的那些宝贝，谁也看不全。这就逼着咱们得搭个清晰的理论架子，在乱七八糟的事儿里头把文明的主脉络给拎出来。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说大伙一块儿干活儿能生出新力量，这话说透了个人干的事跟整体规律之间的关系，给咱们建理论模型提供了哲学上的底。现在研究得有个三层的架：在材料上多用数字技术把范围扩宽；方法上得让细节考证和宏观解释说上话；理论上要既能讲明白某个地方的特殊情况，又能看清全人类咋发展的。把这立体化的架子搭好了，就能把学科之间的墙给拆了。 历史研究不是在故纸堆里翻来翻去的死学问，而是关系到文明能不能传下去的活认知。坚持两手都要硬既是继承了中外好传统，也是为了应付现在的新知识挑战。在中华民族要干大事的大背景下，咱们得立足本地情况去想问题，把中外的智慧融合起来。构建那种既有实证劲儿又有理论深度的研究套路，给弄懂人类文明到底咋回事贡献点东方智慧，让历史研究真正变成能帮咱办成实事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