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学科根脉如何“找回来”、如何新条件下走得更稳更远 在中国政法大学一间阶梯教室里，一堂特殊的课程引发师生共鸣：96岁高龄的张晋藩先生缓步走上讲台，为法律史等专业博士生和新聘研究生导师授课。课件主题指向学科核心命题——“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张晋藩从一个贯穿个人学术生涯的追问切入：为何一个历史悠久、法律传统深厚的国家，其古代法律研究曾长期需要“到国外去找学者与材料”？此问题既是学术困惑，也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法律史学在曲折中求索的现实。 原因——外部冲击与内部断裂交织，决定了“材料、方法、话语”的重建任务 张晋藩在授课中梳理，中国法律史学的现代化起步与近代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晚清以来，在外部冲击与制度转型压力下，新式学堂兴起，对应的课程与研究开始萌芽；民国时期，学者对中华法系文献进行整理，但学术体系与研究范式尚未成熟；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课程与教材一度出现脱离国情、照搬套用的倾向，古籍资料长期沉寂，传统资源与现实需求之间形成断层。同时，域外学界对中国法资料的系统整理、出版与阐释不断推进，使研究中心与话语权一度旁落。 张晋藩指出，学科要真正成熟，必须解决三件事：第一，资料要“摸清家底”，让分散沉睡的文献活起来；第二，方法要立足本土经验，形成解释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学术工具；第三，话语要能够面向世界，讲清中华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避免被单一范式与偏见所框定。 影响——从教材到通史，从纠偏到对话，夯实文化自信与学术自立 张晋藩回顾个人与学界的共同努力：上世纪60年代初参与编写中国法律教材，改革开放后推动编纂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成果最终于1999年出版，成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其多部专著被译介至海外，客观呈现中华传统法律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与制度创造力。 在课堂上，他以史料回应偏见。面对曾有西方学者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等概括性判断来描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法律形态，他引用青铜器铭文中关于民事纠纷处理的明确记载，说明中国早期即存在相当发达的法律实践与规范意识。张晋藩强调，以材料说话、以事实立论，不仅是方法问题，更关乎学术尊严与国家文化形象。 他更指出，自秦统一以来，中国总体上保持统一国家形态并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持续发展，典章制度的修撰与整理是历代传统。今天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精髓，不是复古，而是为理解中国道路、完善国家治理提供历史资源与思想滋养。 对策——在新技术环境下更要守住底线：求真、求实、求敬畏 值得关注的是，这堂课还触及当下学术研究的新变量。课前，张晋藩专门向学生询问智能工具在史料搜集与研究中的使用体验。在听取“可提升检索效率，但也可能出现虚构信息”等情况介绍后，他明确表示欢迎新技术为学术赋能，同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史料真伪甄别，建立可核查、可追溯的证据链；二是避免浅表依赖，防止以“快捷”替代“深研”，以二手结论替代一手材料；三是保持学术敬畏，严守引注规范与学术伦理，在任何工具面前都不放松对真理的追求。 课堂上，张晋藩因视力严重退化，不时借助放大镜阅读讲稿；讲至一个多小时后略显疲惫，仍坚持将核心观点讲清，并在学生协助下完成课程安排。师生起立鼓掌的一幕，既是对学术前辈的致敬，也是一堂关于治学品格的“无声课”。 前景——以学科体系与人才梯队建设，推动中国法律史研究更好服务国家需求、参与文明对话 面向未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价值正在持续凸显：一上，全面依法治国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历史经验有助于深化对制度演进逻辑的认识，提升法治建设的历史自觉；另一方面，国际学术交流与文明互鉴不断拓展，讲好中国法治文明故事，需要更扎实的基础研究与更具解释力的学术表达。 业内人士认为，下一步应持续推动基础文献整理与数字化保护，完善跨学科研究机制，强化青年人才的史料训练与规范训练，同时在国际传播中形成更具说服力的叙事框架与学术语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一手资料为根基、以世界对话为目标，将成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一位96岁的学者，用一堂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课，道尽了数十年的学术坚守。张晋藩的意义，不只在于他为中国法律史学构建了完整的学术体系，更在于他以自身的行动告诉后来者：真正的学问，需要一生的敬畏与坚持。课件上"未来展望"四个字，既是留给学生的课题，也是一代学人对这个时代最深沉的期许。薪火相传，不在于一时的热烈，而在于一代又一代人对学术根脉的守护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