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乔叶和毕飞宇在南京江北图书馆搞了个关于故乡和童年的文学对谈，还把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韩松刚给拉来了当主持人。这个活动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作品分享，两位作家直接聊到了创作的根源、时代的印记还有精神建构，把大家心里的话都说开了。乔叶写了个散文集叫《太阳落在了哪座山》，毕飞宇写了个小说叫《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俩书都被放进了“我们小时候”系列丛书里，所以对谈也围绕这两个作品展开。大家聊着聊着，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乔叶讲了她童年里卖怀孕老马的故事，那是她的一段私密的伤痛。毕飞宇听了以后就说，“卖”这个字在他听来特别响，因为他小时候和耕种打交道的是牛。那时候牛是公家的生产资料，个人很难跟它建立那种亲密的感情。相反，乔叶故事里的“马”是她家的私产，所以才有那种深厚的亲情。再比如棉花，乔叶讲的是“摘”棉花，毕飞宇说他们那边叫“拾”棉花。“摘”和“拾”不一样，“摘”是大人干的活儿，“拾”是小孩干的活儿。这不仅是动作不同，还反映了那个时候劳动组织方式和资源分配秩序的不同。通过这些细节比较，大家能看到从集体经济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过程中，人和物、人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多大变化。 接着又聊到了“故乡”的概念。乔叶说离开乡土以后才能更好地审视故乡，这样故乡的意义才会更清晰。她的创作轨迹一直都离不开土地，故乡成了她创作的源泉和精神坐标。毕飞宇就不一样了，他小时候搬了好几次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理故乡让他牵挂。他说自己羡慕乔叶能扎实地嵌入某一个具体地域生活的作家。毕飞宇觉得读书对他来说很重要，童年对一个作家来说不一定那么重要，关键是你告别童年以后怎么回望处理那些经验和情感。他觉得好的儿童文学或童年书写往往是成熟的成人写出来的，因为他们能保留那份稚气和信念。 乔叶挺认同毕飞宇的观点的。她补充说童年经验本身不能直接当作文学资源用，要看作家后来的认知深度、情感提炼和艺术转化能力怎么样。写作就是在文学之光的照耀下对过往经历反复淘洗、重塑并赋予新意义的过程。 通过这次对谈，大家看到了文学作为时代显微镜和心灵史的价值。他们从具体的生命经验出发探讨了代际记忆差异、社会制度变迁对个体情感的塑造还有故乡从地理概念到精神原乡的升华路径。 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不管太阳落在每个人心中的哪座山上，文学的价值就是照亮那条独一无二但又和广阔时代相连的生命来路。把个体记忆淬炼为能引发普遍共情、促进代际理解的文化纽带。这不仅是分享创作理念更是告诉我们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怎么锚定自己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