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的思想家苏洵写过两篇短文，分别是《六国论》和《辩奸论》。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考。苏洵通过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割让土地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在《六国论》中，苏洵提到诸侯们为了安抚秦国，纷纷割让土地。结果，秦国的贪欲越来越大，不断向诸侯们索要更多的土地。最后，六国都无法抵挡秦国的铁骑，走向了灭亡。苏洵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把土地当作廉价的筹码去换取暂时的和平，就会像抱着柴火去救火一样，火不灭反而会越烧越旺。苏洵还谈到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以名誉为幌、以奸恶为实的险恶用心”。在《辩奸论》中，苏洵指出那些表面上诵读孔孟之道、效仿伯夷叔齐的人，往往都是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的人。他们聚集一批不得志的文人雅士，互相标榜，制造舆论，自称是“颜渊、孟轲复生”。他们看似悲天悯人、高谈阔论，实则心胸狭窄、居心叵测。这些人一旦得势，就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祸患。苏洵在这两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比如，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苏洵在《辩奸论》中把王安石描绘成一个口诵诗书、心怀异志的人，警告宋神宗：“此人若得势，必为天下患。”结果历史证明苏洵是对的。宋神宗即位第二年，王安石就被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三年就登上了参知政事的职位，随后主导了熙宁变法。苏洵还提到了他的儿子苏轼对王安石也有所保留。苏轼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虽然有所贡献，但也对司马光持保留态度。父子二人都眼光独到却难以避免被贴上“奸党”的标签。然而苏洵所提出的“以地事秦”和“口诵诗书”这两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今天还有人对这些问题存在争议。比如蔡京被列为十大奸臣毫无争议；而王安石却长期被部分历史学家排除在“奸臣”之外。朱熹读过陈瓘、陈师锡的遗墨后痛斥王安石“以其学术之误，败国殄民”。从熙丰年间开始直到宣靖年间这六十年间凡有识之士无不寒心；禁网严密之下更无人敢公开指责。结果大量变法资料被销毁或遗失，用马基雅维里的话说就是时代主动“掩埋”了真实的邪恶。苏洵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战争与和平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他主张宁可放手一搏也不要用土地和金钱去换取短暂的和平。他认为战败虽然可能失去一些土地却也能给敌人造成创伤；而送地则会一次送出百年基业。这个观点与马基雅维里有所共识：绝不以土地金钱换和平。《六国论》提醒我们：以土地止祸最终会导致更多祸端；《辩奸论》警告我们：以名誉养奸最终会导致祸害自己。苏洵把两段历史凝成冷峻判词：割让土地的国家会自取灭亡；空谈理论的人会导致国家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