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疆域演变的历史中，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地理坐标——南纬3°的旧港宣慰司，正在引发历史学界的新一轮讨论。它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曾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权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南半球设立正式的治理机构。史料显示，1407年明成祖朱棣设立旧港宣慰司，是对当时东南亚地缘格局的回应。元末明初，因战乱南迁的华人聚集旧港一带，形成以梁道明、陈祖义为代表的自治力量。其中陈祖义势力掌控马六甲海峡航道，对明朝海上贸易构成直接威胁。郑和首次下西洋（1405—1407年）期间通过军事行动清剿海盗势力，随后设立兼具驻防与行政管理职能的宣慰司机构。 旧港宣慰司的运作有几个鲜明特征：其一——行政层级清晰——首任宣慰使施进卿获授从三品官职；其二，治理方式沿用明代土司制度，在保留地方自治的同时要求定期朝贡；其三，战略定位明确，作为郑和舰队在印度洋的重要补给点。《明实录》记载，1411年旧港曾派使团进贡黑熊、孔雀等热带特产，显示其与中央政权存在隶属关系。 该治理实践大约持续33年，其兴衰与明朝海洋政策变化密切对应的。1433年明朝终止下西洋后，旧港失去持续的军事支撑，1440年被爪哇政权吞并。研究者指出，这一案例的价值在于：它既是古代中国最南端的行政建制，也是中央政权通过制度安排尝试跨洋治理的早期样本。 围绕学界对其“领土性质”的争议，近年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线索。2018年在巨港出土的明代官印残件与瓷器标本，与同期中国东南沿海器物存在明显同源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文明认为：“旧港模式代表了一种弹性治理，在维护核心利益与尊重地方自治之间寻求平衡，对理解中国古代的疆域观念具有典型意义。”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段历史带来三点启示：其一，印证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延续性；其二，呈现多元文化共生的现实基础；其三，为理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历史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新表示：“旧港经验说明，海洋治理需要同时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这对今天相关实践仍有参考意义。”
旧港宣慰司虽然仅存三十多年，却折射出明朝在当时海洋力量与制度动员能力上的高度。这段被长期忽视的南半球历史，既是中国古代海洋活动的见证，也是一处值得回望的转折。从跨越赤道的进取，到政策收缩后的退出，旧港宣慰司的兴衰提示人们：历史走向往往与国家战略选择紧密相连。面对当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进程，这段历史既提供经验，也提醒我们持续维护海洋权益、推进海洋文明建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