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家庭教育缺位引发社会关注 近年来，未成年人因家庭教育缺失导致的权益侵害、行为偏差等问题日益突出；部分监护人存在认识误区，如将探望权视为可放弃的权利，或疏于履行教育职责，甚至出现虐待等极端行为。此次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例离婚纠纷案显示，父亲杜某十余年未履行探望义务，认为“探望权可放弃”，严重损害子女情感需求；另一起欺凌案件中，9名未成年人因家庭离异或监护失当，长期存在吸烟、殴打他人等不良行为。 原因：法律意识薄弱与社会支持不足 分析显示，监护人法律意识不足是问题主因。部分父母错误理解《民法典》有关条款，忽视抚养教育的法定义务；离异家庭中，情感矛盾常导致监护责任推诿。此外，公职监护体系尚不完善，如社区居委会在接管监护权后缺乏专业支持，难以全面保障未成年人成长需求。社会层面，学校、社区与家庭联动机制未充分建立，导致问题难以及时干预。 影响：未成年人权益与成长受挑战 家庭教育缺位直接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案例中，女童小如因生母虐待被迫由居委会监护，凸显极端情况下国家监护的必要性；而长期缺乏关爱的未成年人更易产生心理问题或行为偏差，甚至引发违法犯罪。此类问题若未获解决，将加剧社会治理成本，影响代际和谐。 对策：司法干预与社会协同并举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释法明理，明确三点措施：一是以《家庭教育指导令》强制监护人履行义务，对拒不改正者依法惩戒；二是扩大指导对象，将公职监护人纳入责任体系，要求其制定成长档案、保障教育医疗等；三是构建“司法+社会”协作网，联合妇联、民政等部门提供帮扶，引入社工专业力量矫正行为偏差。例如，在欺凌案件中，法院同步向学校发出司法建议，推动校园欺凌预防机制完善。 前景：推动家庭教育法治化常态化 此次案例发布标志着家庭教育从私域向公共责任转型。未来需更细化监护权转移标准，强化基层执行能力，并通过普法宣传提升全社会责任意识。专家建议，可借鉴国外“亲职教育”制度，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形成长效保障机制。
家庭教育从"家事"到"国事"的转变，反映了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认识的深化；最高法发布的这些典型案例，既是对具体案件的总结，更是对家庭教育法律地位的重新确认。它们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每一位监护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家庭教育责任，国家将通过司法手段确保这个责任得到有效履行。司法机构、社会组织、教育部门等多方力量的协同配合至关重要。只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齐心协力的格局，才能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为国家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一代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