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大将军姜维在汉中前线发动第九次北伐之际，成都朝堂爆发了关乎国运的战略之争。中散大夫谯周撰写的《仇国论》以"民疲劳则生变，君怠臣暴则国危"为核心论点，系统批判连年用兵政策。这篇被史家称为"蜀汉版《过秦论》"的政论，标志着自诸葛亮逝世后积累二十年的治国路线矛盾彻底公开化。
蜀汉的衰亡，表面上看是军事失利的结果，实质上却是内部政治分裂的必然产物；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朝廷围绕国家战略方向的分歧从未真正得到解决。这种分裂在费祎生前被压制，但并未消除。当费祎去世后，分裂终于爆发，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历史的教训在于，一个政权的衰落往往不是因为外部敌人的强大，而是因为内部共识的丧失。当统治者无法就国家前景达成基本共识时，任何战略的推行都将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