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黄河滩区既是生态敏感地带，也是群众生产生活的集中区。
东明县地处黄河入鲁第一县，沿黄4个乡镇、24个滩区新村承载约12万群众生计。
随着滩区迁建安置、生态保护治理、产业转型推进，涉河涉地纠纷、环境保护与生产需求之间的矛盾、劳动用工与工伤赔付等法律问题更易集中显现。
一些群众对新法规理解不够、维权途径不清晰，企业在合规管理、风险预防上也存在短板，导致“小事拖大、纠纷外溢”的隐患仍在。
原因——一是法规政策更新快，基层传播链条长。
《黄河保护法》等法律对滩区治理、生态保护提出更高要求，但如何与村庄治理、群众生产生活对接，需要更贴近基层的解释与引导。
二是基层法治服务资源相对不足，普法往往停留在节点式、集中式宣传，难以覆盖日常需求。
三是部分矛盾牵涉多部门、多领域，单靠一方难以快速形成处置合力，导致纠纷化解周期长、成本高。
四是企业在安全生产、劳动关系管理中对制度执行不严、风险评估不足，一旦发生工伤等事件，容易因信息不对称引发对立情绪。
影响——法治供给不足会直接影响群众获得感与安全感。
涉河纠纷若处理不当，不仅影响邻里关系和基层稳定，也可能对河道管理、生态修复形成掣肘；企业用工矛盾若长期僵持，既损害劳动者权益，也抬高企业经营成本，影响当地营商环境。
更重要的是，黄河治理重在系统性、长期性，基层若缺少持续的法治支撑，法律的刚性要求与群众的现实需求就可能出现“落地偏差”，从而影响保护治理的整体效能。
对策——围绕“让法律可感可用”，东明县政协委员、东升法律服务所主任王忠秋把履职工作与专业服务结合，探索出更贴近滩区的普法与调解方式。
其一，以学习提升服务精度。
王忠秋在团队中形成常态化政策研学机制，通过阅读报刊、梳理政策与案例，把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劳动保障等内容转化为可操作的服务清单，力求“讲得明白、用得上”。
其二，以走访摸排对接真实需求。
围绕滩区群众关切，他带领团队累计走访群众1000余人次，记录治理难点与法律堵点，并将一线情况转化为社情民意信息与建议，据介绍相关建议被采纳，为完善村级法治文化阵地、组建普法队伍等提供参考。
其三，以载体创新提升覆盖面。
依托“沿着黄河去普法”等活动，采取“流动法治课堂+文化阵地宣讲”方式，在重要节点进村入户、走到田间地头，使用群众听得懂的表达讲解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条款；同时推动沿黄新村建设法治文化墙，把条文要点转化为图文内容，形成“抬头见法、遇事找法”的日常环境。
其四，以协同联动提高化解效率。
对涉河矛盾、劳动争议等纠纷，他注重引入司法所、人社等力量共同参与，推动依法调解、分级处置。
据介绍，他累计化解涉河纠纷86起，成功率超过99%。
在助企纾困方面，面对工伤赔付争议等案例，通过解释法规、核查事实、疏导情绪，促成双方依法达成一致，既维护职工权益，也帮助企业降低对抗成本，实现“案结事了”。
前景——从滩区普法到助企调解，基层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把法律制度转化为可触达的公共服务。
下一步，推动《黄河保护法》等法规在基层落细落实，需要进一步完善“常态普法+专业服务+多元调解”的机制：一方面，持续加强沿黄村庄法治阵地建设与普法队伍专业化，形成覆盖迁建新村、产业园区、河道管理区域的网格化服务；另一方面，完善涉河纠纷、劳动争议等事项的联动处置流程，推动更多矛盾在基层依法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
同时，通过委员工作室等平台，把社情民意收集与政策反馈制度化，使基层经验更快转化为治理举措，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稳固的法治支撑。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法治建设任重道远。
王忠秋用二十余载的专业坚守和八年政协履职的实践探索,为做好新时代基层法治服务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当前,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滩区群众对法治保障的需求将更加多元。
期待有更多像王忠秋这样的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专业优势,在服务大局中彰显责任担当,在为民履职中书写时代答卷,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