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常年奔走在路上，既是城市运行的重要力量，也是基层治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服务对象。
现实中，由于工作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诉求类型多样分散，一些群体常面临“有事难说、说了难办、办了难见结果”的困境。
如何让新就业群体的合理诉求被看见、能落地，是提升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增强社会治理韧性的必答题。
问题在于，诉求表达与公共响应之间存在“信息差”和“时间差”。
一方面，新就业群体作业时间不固定、场景分散，传统线下窗口和固定时段接访覆盖不足；另一方面，涉及通行管理、停车秩序、社区门禁、劳动权益、交通安全等问题，往往跨部门、跨主体，需要统筹协调，容易出现“多头管理、责任不清、办理周期长”的情况。
特别是配送“最后一百米”中的进门、上楼、停车等痛点，牵动物业管理、社区治理、安全管理与平台规则，若缺少协同机制，问题易反复、难根治。
针对上述堵点，昭通市从畅通渠道入手，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诉求收集网络，尽量把“入口”前移、把“门槛”降低。
线上依托小程序、公众号、微信群等载体，适配“在路上工作”的特点，让新就业群体在碎片化时间即可反映情况；同时引导通过工会、交通运输、邮政等服务热线表达诉求，形成多入口汇集。
线下则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站等阵地统一设置识别标识和二维码，常态化收集意见建议，并通过走访、座谈、恳谈等方式面对面倾听。
为提升触达率，当地还发挥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作用，形成从新就业群体到行业管理部门、再到社会工作部门的诉求流转链条，尽量减少信息在基层“卡壳”。
更关键的是，把“收集”延伸到“办理”，以制度化方式解决“谁来办、怎么办、何时办完”的问题。
昭通市通过定期召开协商会议，组织平台企业、行业主管部门、人社、工会、法律专家及群体代表等集中会商，聚焦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推动形成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这一做法将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主体之间的议题，纳入同一张桌面协同处置，既有利于厘清权责边界，也有利于在规则层面减少反复摩擦。
据介绍，机制运行以来，围绕“门难进、楼难上、车难停”等集中诉求已推动解决一批事项，形成可复制的治理经验。
为提升办理效率，当地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建立市、县、乡三级分办体系：简单事项就近办理，复杂事项由县级层面研判分送，难度较大的上报市级统筹。
与此同时，配套推出限时办结要求，对咨询、建议、求助、投诉等分别设置办结时限，对复杂事项设定最长周期，对突发事件强调快速响应，推动办理从“能不能办”转向“按时办、办到位”。
从实践看，一些涉及道路安全隐患、通行秩序等问题，通过快速核查与部门联动，实现了较短周期内处置并反馈，增强了群体获得感，也提升了政府部门治理效能。
这一系列举措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
对新就业群体而言，诉求表达更便捷、办理路径更清晰、结果反馈更及时，有助于缓解职业焦虑与安全隐忧，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职业尊严；对基层治理而言，诉求机制既是服务保障体系，也是风险预警系统，能够把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尽早发现、尽快处置，减少“小问题拖成大矛盾”；对平台企业与行业管理部门而言，通过协商与共治，可推动形成更可持续的运营规则与管理办法，实现效率与秩序的平衡。
从对策层面看，昭通的探索体现出三个着力点：一是以“多入口”解决“找不到门”，让诉求随时可达；二是以“协同会商”解决“办不了事”，把跨部门、跨主体问题纳入共治框架；三是以“限时办结+双向反馈”解决“看不到结果”，用闭环管理提升公信力。
下一步，相关机制仍需在规范化、常态化上持续用力，例如对高频诉求建立清单化治理，推动小区门禁、车辆停放、楼宇通行等形成更明确、更可执行的指引；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平台规则与线下治理规则的衔接，减少因规则不一致带来的摩擦成本。
面向前景，随着新就业形态不断发展，围绕劳动保障、职业安全、公共服务与城市管理的需求还将持续增长。
以诉求收集办理机制为抓手，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治理清单”、把“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服务”，既是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路径，也是促进灵活就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可以预见，在制度更完善、协同更顺畅、反馈更及时的条件下，新就业群体将更好融入城市发展，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与建设者。
新就业群体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为城市运行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昭通市的探索实践表明，只要我们真正把新就业群体的合理诉求放在心上，建立科学的制度安排，打通诉求反映的渠道，形成高效的问题解决机制，就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权益保障。
这不仅是对新就业群体的尊重和关怀，更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随着这一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推广，必将为全国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工作提供更多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