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襄樊战役，是三国鼎立格局形成中的关键转折点，至今仍为军事研究提供重要启示；蜀汉名将关羽在此役中先胜后败的戏剧性变化，反映了古代战争中战略决策的复杂与残酷。战役初期，关羽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才能。面对曹魏名将于禁、庞德率领的三万大军，他借汉江汛期实施“水淹七军”，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不仅生擒于禁、斩杀庞德，还迫使曹操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充分反映了关羽的战场指挥能力。然而，胜利背后隐患已现。分析认为，关羽在战略层面连续出现重大失误：一是过度抽调荆州守军致后方空虚；二是忽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基本方针；三是与糜芳、傅士仁等留守将领关系恶化。《三国志》记载其“性刚而自矜”的性格缺陷，为后续失败埋下伏笔。从三国战略格局看，关羽北伐打破了长期形成的势力平衡。荆州作为战略要地，其得失直接影响三国力量对比。当关羽兵锋直指曹魏核心时，客观上促使曹魏与东吴走向联合。史料显示，曹操采纳司马懿“联吴制蜀”建议后，孙权集团对荆州的军事行动已进入准备阶段。外交层面的失误同样关键。面对孙权提出的联姻请求，关羽以“虎女不嫁犬子”回应，不仅错失缓和关系的机会，也继续激化与东吴矛盾，成为孙权决定与曹操联合的导火索。东吴实施的“白衣渡江”最终压垮关羽。吕蒙通过伪装撤军、陆逊谦辞示弱等策略，诱使关羽调离荆州守军。当东吴精锐伪装商旅突袭江陵时，蜀汉在荆州的统治迅速瓦解，前线与曹仁对峙的关羽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关羽“败走麦城”并非孤立的战场失利，而是战略布局、外交互动与内部治理失衡的集中结果；历史的启示在于，大胜之后更需冷静评估形势，稳固后方、维护盟友、强化统筹，才能把局部优势转化为长期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