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事儿，1857年出生的辜鸿铭这人特有意思，虽然他常被人称作国学大师，但他真把一夫多妻这一套给推得死死的。1913年深秋那会儿，北平的天乍寒还暖，东交民巷那法国梧桐刚掉完最后几片叶子。辜鸿铭穿着件旧蓝布长衫，留着辫子，慢悠悠地从北京大学走出来。学生们正议论妇女参政的事儿，他却抖抖袖口慢悠悠地说：“纳妾的规矩要是废了，家里日子可就难了。”这话一出口，门口几位女记者立马就给激怒了，脸红脖子粗的。这场本来挺平常的课后闲聊，立马就变成了“旧礼”跟“新俗”的大辩论。这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 你说他为啥这么喜欢鼓吹那套旧礼教呢？辜鸿铭年轻时可是去了苏格兰留学的。那时候他都能熟练使用英法德三国语言了，但到了三十岁突然变卦了，非要穿回汉服留起辫子，像个古代士大夫似的去讲《论语》和《大学》。你说这是不是挺矛盾的？很多人到现在都琢磨不透，一个被西方学院气息熏陶的人，咋就这么执着于晚清那些老规矩呢？其实答案藏在他对“家”的想象里。他觉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条要是乱了，整个天下都会乱套。 他那个著名的茶壶茶杯比喻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想出来的。1917年有一回在沙龙上，有人问他：“男人能娶好多老婆，那女人凭啥不能嫁给好几个男人？”辜鸿铭不直接回答，只是笑了笑拿起茶杯说：“茶壶是水的源头，杯子是分流的。一个茶壶配几只杯子天经地义；可是能有几个杯子去控制一个茶壶吗？”这话一问出来，在座的新派文人都哑口无言了。过了几个月他又补了一句：“汽车也好马车也罢，轮子都得靠打气筒打气。你家会准备好几个打气筒吗？”这逻辑虽然挺牵强的，但确实把对方给堵得死死的。 你得看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辛亥革命之后大家都开始剪辫子改衣服了；1912年《民国临时约法》通过了，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时候辜鸿铭已经五十五岁了。他没像章太炎那样搞反满，也没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立宪运动。他就一直在课堂上讲西方那一套不适合中国国情。他觉得虽然欧风美雨挺震撼的，但中国两千多年的家族伦理才是维系社会的核心。 他家里的情况也挺能说明问题的。正室淑姑是个礼教世家出身的裹小脚夫人，管着家里的内务；侧室吉田贞子温柔体贴，帮他解闷儿。辜鸿铭开玩笑说：“白天看着太太的脚就文思泉涌；晚上抱着侧室就能睡得香。”所以一个是提神醒脑的药，一个是助眠安神的药。外人看着觉得他这是闹着玩儿呢。 可是到了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胡适陈独秀他们开始搞文学革命抨击礼教了。胡适跟江冬秀搞夫妻平等那事儿传到他耳朵里后，他就摇头叹气说：“让女人治家难道不是颠倒了阴阳吗？”这话虽然说得硬气，但也透露出他心里的不安来。因为他在课堂上讲的都是训诂《春秋》的老学问；课后学生们却都在翻看那些讲民主科学的译本。 舆论场上他的声音越来越孤单了。1926年吉田贞子病逝的时候他眼眶都红了，还写了句诗说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朋友以为他会再娶个新人呢；结果他只是把温云霞变成了贴身侍女再也没娶过了。 1928年夏天北大学生自发剪辫子做标本送进史学馆保存的时候有人起哄说把他称作“活化石”。他摸着脑袋上的几根头发不生气，只是淡淡地说：“化石也是历史啊怎么能因为年代久远就不要呢？” 1932年辜鸿铭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六岁。他留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辜守庸因为老爹太宠他了一辈子没啥大出息；两个女儿倒是外语说得溜溜的结果去苏州出家当尼姑了。 现在回看他那个茶壶茶杯的比喻漏洞挺多的——它完全无视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把人当成物件了。可在那个年代还是有不少人被他的话给唬住了哑口无言。这正是封建思维惯性最真实的写照啊！ 我觉得啊辜鸿铭这人既是“国粹大士”也是“封建卫道者”。他为了把《论语》《中庸》这些书推介到世界上去花了不少功夫；但他坚持纳妾排斥公民平权的立场确实跟时代越来越远了。所以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也挺正常的——这就像一面镜子照着传统文化跟现代文明撞在一起的样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