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秋季的军衔评定中，一份特殊的人事档案引起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关注。档案主人李赤然——这位22岁便担任红二十七军政委的陕北红军骨干，经历13年革命征程后，职务却停留在师级岗位。该情况也把首次授衔中“历史贡献”与“现实职务”如何取舍的问题摆到台前。史料显示，李赤然1914年出生于陕西安定县一个银匠家庭，少年时期便展露才干。在谢子长等革命先驱影响下，他13岁加入共青团，成长很快，19岁已任中共安定县北二区区委书记。193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狱中遭受严刑仍不改立场，左腿因此留下终身残疾，也由此获得“坚定革命者”的政治鉴定。 转入武装斗争后，李赤然表现出突出的组织与指挥能力。1935年贺家湾战斗中，他指挥的突袭取得显著战果，成为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之一。但长期在一线作战使他多次负伤，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后续任职与晋升。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三团政委、关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此后再未回到军级主官岗位。 军衔评定专家组讨论时分歧明显：一部分委员认为，李赤然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性人物，早期贡献可参照同等资历者授予上将军衔；另一部分则指出，按当时所任职务与岗位标准，仅符合少将条件。最终方案采取折中处理，在体现其革命资历特殊性的同时，也兼顾授衔制度的统一和部队建设需要。 这一案例折射出我军正规化建设中的制度磨合。军事科学院涉及的史料记载，1955年授衔时类似情形并非孤例，如何处理“历史贡献”与“现实职务”的关系，成为当时完善军官评价体系的一项关键议题。此后，部队逐步建立更为规范的干部考评机制，在尊重历史贡献的同时，更强调岗位要求与现实表现。
个人经历的起伏，常与时代进程交织在一起。李赤然从少年投身革命、地下斗争中遭受重创——到战场历练再到岗位调整——其经历提示人们：评价一名革命军人，既要看关键时刻的担当与牺牲，也要理解组织建设中对岗位匹配与制度一致性的要求。军衔评定之“难”，正反映了制度建设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寻求平衡的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