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据作为新型战略资源的价值正在加速释放，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也更加突出。周鸿祎委员在调研中发现，虽然我国已建立以《数据安全法》为核心的法律框架，但在落地实践中仍面临一些瓶颈：配套细则有待完善，新兴应用场景缺少明确规范，技术防护能力不足等。尤其在跨境数据流动、多模态数据融合等前沿领域，可执行的安全标准相对缺乏，影响了数据要素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数据的价值不只取决于流通速度，更取决于安全可信的制度与技术基础；安全并非数据流通的阻力，而是其长期、稳定运转的前提。只有把安全治理的底座打牢，数据要素的潜能才能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这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治理能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