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资源开发遗留生态欠账与安全效率约束并存；煤炭作为重要能源，长期支撑地方工业体系与民生用能，但开采活动也易留下矸石堆存、地表破坏等问题，局部区域生态压力突出。同时，煤矿生产环节多、作业面复杂，传统方式对一线劳动强度、人员组织与安全管控提出更高要求，如何“保供、保安、降耗、减排”之间实现统筹，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 原因——历史开采方式与治理体系短板叠加。早期煤矿以炮采、机采等方式为主，生产组织依赖人员密集作业，矸石排放处置多以堆存为主，系统化治理理念与资金、技术配置相对不足，导致部分矿区出现“开发—堆存—治理滞后”的链条断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企业对本质安全与效率提升的要求不断提高，传统路径难以适应新阶段发展需求，倒逼治理模式与生产方式同步升级。 影响——生态修复与技术变革带来多重综合效益。董兴洪在会上介绍，针对煤炭开采遗留环境问题，他围绕矸石山治理、关闭煤矿生态修复等开展调研并提出建议，有关举措被采纳实施后取得积极效果。以宝鼎矿区为例，矸石山治理探索“工程治理、生态修复与价值创造”联合推进：完成约34.2万平方米覆土绿化，配套铺设灌溉系统，种植芒果树等植物，形成稳定植被覆盖与景观提升，并实现生态农产品收获。治理实践表明，矿山修复不仅是“把绿种上去”，更要把“机制建起来、价值链延伸出去”，通过生态改善带动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与产业导入，推动资源型地区实现从“治污”到“增绿”、从“修复”到“转化”的跃升。 ，生产端的智能化升级也在重塑煤矿发展逻辑。董兴洪指出，通过政策引导与科技赋能，采煤工作面可实现远程“一键启动”、设备自动化运行，降低现场作业人员数量，提升生产效率与安全水平。据介绍，相关企业累计建成多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智能化产能占比持续提高，推动形成“智能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无人化保安全”的转型方向。实践显示，技术进步不仅提升单位产能与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在高风险场景中减少人员暴露，夯实本质安全基础。 对策——以系统治理与数字化转型两条主线协同发力。一上，矿山生态治理应坚持规划先行、分类施策，聚焦矸石山、沉陷区、关闭矿井等重点领域，推动“工程措施+生态措施+管护机制”一体化，形成可量化、可验收、可持续的治理闭环；同时引入价值转化思路，因地制宜发展林果、文旅、生态农业等适配产业，增强修复项目自我造血能力，避免“一次治理、二次反弹”。另一方面，智能化建设需要政策、标准、人才与装备协同推进：完善财政金融与税费支持工具，强化关键装备国产化与系统集成能力，健全数据安全与生产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建得起”向“用得好、管得住、可复制”升级，并通过技能培训与岗位转型保护职工权益，实现技术进步与就业结构优化的同向发力。 前景——“绿色修复+智能生产”将成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的重要支点。从当前趋势看，矿山治理正在从末端治理走向全过程管控，从单点修复走向片区统筹；煤矿生产也由机械化向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迈进。未来，若能更打通生态修复、土地再利用、产业导入和社区共建的政策链条，形成稳定的资金投入与收益回流机制，矿区有望实现生态品质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与安全效能强化的多赢格局。宝鼎矿区的实践提示，资源型地区并非只能在“挖与不挖”之间选择，更可以在“怎么挖、挖完怎么治、治好怎么用”上作出制度化安排，以系统思维推动高质量发展。
从"黑色经济"到绿色发展，董兴洪代表的履职故事折射出一个传统产业的觉醒与蜕变。在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双重目标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资源型地区正在书写着转型升级的新篇章。这个实践启示我们：只要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即便是最传统的产业也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