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改革开放初期群众首创精神引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事儿说透，就得看高埗大桥搞的“集资建桥、收费还贷”模式到底有多典型。珠江三角洲那是河网纵横的水乡，以前可把经济发展的路给堵死了。就拿位于东江支流旁边的高埗镇来说，当时三面都被水围着。到了1980年代初，想进城还得绕大圈走28公里，运输成本老高，外来的投资者一看这路就不敢来，本地发展也就停滞不前。高埗公社的党委书记袁仲庆当时就说：“没有大桥，高埗的发展就没有出路。”这话把交通的障碍说透了，成了阻碍乡镇现代化的头号难题。 那时候财政缺钱得很，公社干部就想出了个点子：让群众把钱凑一块儿，再去银行贷点款，修好桥之后收过路费来还钱。这种做法打破了以前光靠政府掏钱的老路子，成功的关键有三点：基层干部敢想敢干；老百姓也乐意出力，全镇1.8万多个人拿出现金或者干苦力帮忙；还有就是“以桥养桥”的设计特别好，以后赚的钱能把之前的投入还上，形成个良性循环。到了1984年1月，那座169米长的双曲拱桥算是完工了。大伙儿凑了20来万启动资金里头，凝结着农民们用肩膀挑、用手扛的血汗。 大桥一通车带来的效果特别明显。1984年5月，《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了篇报道，讲农民集资建桥还收费的事儿。交通部看了之后就把这个经验向全国推广。也就一年工夫，7家外资企业都跑来高埗落户了。那一年全镇工农业总收入超过了3000万元，跟建桥之前比简直是跨越式增长。更关键的是，基层这一实践给1984年国务院批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提供了现成的样板，这也推动了全国公路建设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大变革。统计显示到了1985年底，全国有60多个地区都来要资料学习。 这事儿告诉咱们什么道理呢？首先搞基础设施建设得灵活变通，在政府带头的情况下得让社会力量也参与进来；第二改革往往是从基层冒出来的好经验，得赶紧把它们变成制度；第三就是“谁用谁掏钱”这个原则在某些时候能缓解国家财政的压力。后来到了1995年新桥架好了，旧桥也就停了用。不过它带来的那种制度创新的价值一直没消失。2004年它被列为东莞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成了从交通设施变成历史见证的标志。 现在咱们正处在建交通强国的阶段，高埗大桥这例子对现在搞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还是有参考意义的。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时候怎么通过多渠道融资解决欠发达地区的基建难题还得继续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另一方面绿色债券、REITs这些新工具出来了以后，钱也会变得更多样化。不过新的改革得更注重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既要让市场活起来又得保证大家都能享受到公共产品的好处。高埗模式体现出的那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想法对现在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作用。 站在东江边上看那新旧两座桥，就像一部立体的改革开放史书：旧桥斑驳的桥墩写满了大家突破体制限制的勇气和智慧；新桥飞架的梁体则画下了基础设施一步步升级的轨迹。从最初的小想法变成一整套政策体系这一过程深刻表明：尊重基层的创造、及时把好经验变成制度成果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咱们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路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改革智慧还是破解难题、激发活力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