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主席在上海听说了李炳淑的情况，便叫她到锦江饭店见面。她是安徽人，送到上海戏校学京剧，成了上海戏曲圈的新秀。谁能想到，一出《女起解》，就把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上海的领导柯庆施难住了。李炳淑夹在中间，两边都不好得罪。毛主席和她握手的时候，笑着说：“你让我做人变得太难了。”这话把现场的紧张气氛都冲散了。上海方面觉得自己有条件发展京剧，需要好苗子；安徽方面则希望她回来发展本土戏曲。毛主席心里清楚两边的难处，他先跟曾希圣沟通说，李炳淑是党的文艺人才，留在上海条件更好，更有利于成长。 曾希圣眉头紧皱，显然不舍得放手。毛主席又说，李炳淑留在上海还是属于华东局，毕竟是自家人。曾希圣听后心里踏实了许多。李炳淑的老师言慧珠赶紧提醒她表态感谢领导。李炳淑站起来鞠了一躬说：“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关心。”曾希圣见状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把她留在上海。 后来曾希圣并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结太久，反而决定下大功夫发展安徽本土戏曲。那时候黄梅戏还没形成大剧种，他组建省级黄梅戏剧团并重新配置团队资源。投入不少但见效慢却很值得，因为他知道这是安徽自己的剧种能否闯出名堂的关键一步。没多久黄梅戏剧团就拿了华东区戏曲评比一等奖在全国打出名气。 如果当时安徽死抱着李炳淑不放的话就不会有后来黄梅戏走向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剧种这一幕了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李炳淑留在上海之后也没辜负大家的期望在京剧舞台上表现得很出色成为了上海京剧界的代表人物。 这一件看似普通的小事背后却蕴含着很多值得思考的道理：人才不是某个地方的私有财产只有放到最适合的位置才能发挥最大价值。有时候看似吃了一点小亏换个方向反而能闯出更大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