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主席逝世，身后未留下明确遗嘱；这位曾带头签署火化倡议的领导人，其身后事却在中央政治局引发了长达八小时的激烈讨论。两种意见各不相让：一方主张按既定方针实行火化，另一方认为毛泽东作为时代象征应永久保存遗体。最终，华国锋与叶剑英提出的临时方案获通过——先进行基础防腐处理，长期安排再作决定。
回看1976年围绕遗体处置与纪念形式所作的选择，可以看到，在重大关口，制度原则、社会心理与技术条件常常相互牵动。公共纪念不只是工程项目，更是一种关于历史记忆的公共安排。只有在尊重史实、遵循科学并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历史记忆才能更稳定、更长久地沉淀为社会共同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