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地缘经济竞争已从学术讨论逐渐走向现实，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与传统地缘政治较量不同，当代竞争更常借助经济工具来实现经济与非经济目标，折射出国际经济秩序正发生深层变化。 从历史脉络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自由主义长期处于主导位置。其理论支撑主要包括货币中性、有效市场以及比较优势贸易等假设，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在这个框架下，各国普遍采取“通胀目标制+浮动汇率制+贸易金融自由化”的政策组合：央行独立性加强，财政政策更强调平衡与小政府，汇率更多交由市场决定，贸易与资本流动趋于高度自由化。这套政策组合推动了全球化与金融化进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成为其中的标志性事件。 然而，自由主义框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上，全球通胀水平虽明显回落，但金融危机却更为频繁。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0年欧债危机，金融风险逐步常态化。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以美国为例，最富有的1%群体所持金融资产占比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5.7%升至2024年底的34.9%，贫富分化更加突出。由此，学术界与政策界开始更集中地反思传统框架的局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关键转折点。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回潮，金融监管趋严，全球化明显放缓。近年又叠加新冠疫情冲击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曾被广泛接受的“世界是平的”“历史终结”等判断被现实改写。即便在气候变化、绿色转型等具有全球共同利益的议题上，欧美国家也更频繁采取保护主义做法，地缘竞争因素日益凸显。 地缘经济竞争正在从多个层面重塑宏观政策框架。首先，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与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被重新认识。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比较优势，但现实中，由规模经济推动的产业内分工更能解释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形态，也更能说明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克鲁格曼提出的新贸易理论指出，政府应支持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发展，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存在明显差异。 其次，产业链安全与战略自主性上升为政策重点。各国不再只追求全球分工效率最大化，而是更重视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控性。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出产业政策，支持关键领域本土产能建设，体现出地缘竞争对产业布局的直接影响。 再次，非经济目标更明确地进入宏观政策考量。过去经济政策主要围绕效率与公平展开，但在地缘竞争背景下，国家安全、地缘影响力等因素的权重上升。宏观政策因此不再仅从经济学逻辑出发，而需要同时纳入战略与安全等维度。 从全球看，主要经济体正加快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美国推进“友岸外包”，欧盟推出产业竞争力对应的计划，日本强化经济安全政策，均反映出地缘经济竞争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重新评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寻求更均衡、更可持续发展路径。
地缘经济竞争并非对全球化的简单否定，更像是对既有增长模式与治理框架的一次压力测试。将安全与韧性纳入宏观政策，并不等于走向封闭与对立；关键在于提供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更可持续的政策组合，守住风险底线、稳定社会预期、提升创新能力，在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中塑造长期竞争优势，并保留必要的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