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1984年那时候，马兰才19岁，是安徽黄梅戏团里最亮眼的，大家都叫她“严凤英再世”，进京演出的时候，后台的导演编剧都抢着跟她搭话。这姑娘挺有意思，当时她在杂志上看到余秋雨的文章，觉得这人脑子里有戏，就给他写了封信。 那时余秋雨还在上海出了书，挺有名的。两人开始书信往来，越聊越热乎。可是余秋雨本来有个原配老婆李红，还是个老派知识分子呢。李红生病也陪着，还去打工补贴家用。结果余秋雨这边写缠绵的信，李红也没吵闹，直接带着孩子搬走了，什么财产纠纷也没有。 消息一传开，安徽那边的戏剧圈和上海的文化圈都炸锅了。有人把信直接寄到剧团骂她插足。马兰干脆搬到上海去了，跟余秋雨一起搞音乐剧。结果赔得血本无归。后来她很少上台了，更多时间去高校讲课或者做幕后策划。 到了2010年左右，有人拍到他们去西北农村体验生活，跟当地剧团蹲地吃饭、看戏。家里摆满了老戏票和手抄剧本，没有豪车也没保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她就炖汤、陪体检。没有孩子倒也清净：“日子就是两个人过下去。” 如今她60多岁了，站在阳台看花开花落。有人问她遗憾不遗憾？她就说：“人各有命，戏要唱好，日子也要过下去。”三十年风风雨雨，她把聚光灯让给年轻人自己守着阳台那几盆花、几句旧戏文——平静得像一句老腔收韵。至于传奇是不是遗憾？岁月早就给了答案：她和余秋雨在彼此生命里唱出了最长的那一段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