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葡萄牙对自己的语言和法律进行了改革，但这些改变并未波及到澳门。到了今天，葡萄牙人若想追寻自己语言和法律的根源，或许真得像古人那样“礼失求诸野”，专门跑到澳门来寻找答案。除了语言和法律，文化同样如此。葡萄牙语因为要适应世界的发展发生了变化，而澳门的葡语仍然保持着原汁原味的状态。这并不是澳门人的固执，而是他们坚持自己的文化特色的表现。站在大三巴的高地上放眼望去，我们会发现澳门的文化多元性确实存在，但这种多元性并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一种“散装”的状态。孙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在回归之前，葡国人占据上层社会，土生葡人居中，华人则在底层，这种“彼此相外”的状态非常明显。在路上错车时，华人需要避让三分。但回归之后，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这种不平等，把原本“散装”的多元性整合在一起。这种文化形态可以被称为“跨境文化”，它是基于澳门历史特性和“一国两制”要求而来的一种文化创造。我们常常说澳门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所谓的“东”是自然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含有心性的区域范畴，一般不包括非洲东岸、印度洋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所以如果改称“中西文化”是不是就妥当了呢？也不尽然。因为“西”所指的欧洲内部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澳门文化中还有“南洋”的要素以及前现代日本留下的深刻印记。因此若要严格地界定澳门文化，“中外文化”似乎是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我们对澳门文化的印象常常停留在它五光十色的博彩业上，但这只是隐喻人生不确定性的表象。在澳门六十八万多居民中有着各色各样的团体和人群，他们在惯习中生活着。店家开业前对门口一角土地神的焚香膜拜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彰显了日常的确定性和人们对生活的执着。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华民族有一个多元一体格局，“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澳门作为现代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凝聚着中外要素的它通过自身的演示和创造性活动也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际”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词，本意为墙与墙之间的缝隙，但它却延伸出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除了名词外，“际”还可作动词表示交际。在时间的变化中，“际”的空间位置并非一成不变，它既可以是中心也可以在边缘。作为空间的“际”，反映国与国关系的就是“国际”。所谓澳门文化就是在国际缠绕关系中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即使说澳门文化是中外交融的产物，“中”与“外”的权重也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际会”反映了时空的流转。葡语里有个词叫“萨乌达德”（saudade），它是渴望的意思，代表着一种对模糊不清、难以言喻东西的渴望状态。这种状态蕴含在名为“法朵”（Fado）的韵律中——轻柔的节奏、慵懒的三连音和低吟浅唱。在我看来，“萨乌达德”就是文化记忆理论中的“唤起”行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消极的抱残守缺，而是面向未来的积极实践。在这场关于“从澳门出发的全球史”的研讨会上，我们写历史是从头开始的，但思考历史却是倒着来的，即从当下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回溯过去。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笔下门反映了事物“彼此相外”与“彼此想偕”的二义性。敞开意味着撤去了自我限定，“门在言说”（Die Tür spricht），有限的世界朝向无限的空间。初到澳门时我看到路边用英文、葡文和中文三种文字书写的招牌觉得很新鲜，但询问本地人后才知道懂葡文的极少。这种不协调现象让我开始思考特区政府的文化政策。虽然1991年葡萄牙对本国语言进行了改革但澳门没有变法律也是如此这种不一致性让我开始思考特区政府的文化政策。孙江在文章中说澳门回归后学校学习葡语的人数远大于葡澳当局时代这种变化让我感到欣喜也让我看到了澳门未来的希望还有待提升之处但我相信澳门定能凸显自我主张的声音并提升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因为这里有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还有像德国齐美尔那样深刻思考者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这一切都将推动澳门文化走向更高更远的未来为我们这个世界提供更多元化的视角与可能性我们应该从这里出发去探索更广阔的天地这就是这次研讨会的意义所在也是我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原因所在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的故事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