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开国的洪武大帝，还是追求王道的燕昭王，又或是建立霸业的齐桓公，乃至锐意改革的雍正皇帝，他们之所以能成就功业，根源都在于懂得了谋国之要在于任用贤吏。 所谓谋国，并不一定要有惊天动地的才干，或是运筹帷幄的智谋，关键在于认清核心是什么。 历史的兴衰沉浮告诉我们，成败得失的关键，既不在法网的严密与否，也不在兵力的多寡强弱，更不在生活的奢侈俭朴，而是紧紧系于“吏”字头上。 官员就像人的手腕、车的轮毂一样重要，他们承接上级的法令，启动对百姓的教化，身处朝堂高位却与民间相距不远。 因此古人说得好：谋国之首要任务是任用好官吏，治理官吏只是次要的手段。 这八个字精准地揭示了行政的关键所在，展示了治理的基本方略，贯通了国家兴衰的脉络。 为何说任用官吏是根本？这是谋国的根基所在，就像大厦的柱子、巨船的龙骨一样不可或缺。 国土广阔人口众多，皇帝一个人忙不过来，三公也管不过来，必须依靠众多的官员来管理四方、实施刑罚、宣扬政令、抓捕盗贼以安抚百姓。 任用官吏的关键在于获得合适的人才。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元气。元气充足国家就强大，元气衰弱国运就微茫。 有了合适的人才，偏僻的乡村也能兴旺发展；失去了合适的人才，繁华的都市也会出现弊病。 当年齐桓公得到管仲的辅佐才称霸诸侯，燕昭王修筑黄金台招纳贤士实现中兴；汉高祖聚集三位杰出人才成就帝业，唐太宗团结众多贤才才有贞观之治。 反观明代崇祯皇帝尽管日夜操劳也无法挽救明朝；这一系列例子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任用官吏必须得到合适的人。 用人的道理首先在于识别人才的能力。千里马经常有但伯乐却不常有。 用明亮的眼睛去识别珍贵的明珠，就能从荒野中选出栋梁之才；目光锐利就能从凡人中选拔奇才。 其次在于容纳人才的气度。人不是圣人谁能没有过错？取长补短要有江海一样的肚量，不要因为小小的瑕疵而抛弃有用之才。 为何说治理官吏是末节？这是谋国的次要手段，就像枝叶依附于根本一样，也像涟漪产生于深潭之中。 治理官吏就是设立纲纪、制定制度、施行赏罚、进行教化的意思。法度确立了官吏就知道该怎么做；赏罚分明了官吏就知道该避开什么。 这些确实不能废除但终究不是根本的策略。如果只是用严厉的法律惩罚官吏就像治病一样疾病发作了才用药虽然能治好重病但已落在次要地位了。 洪武皇帝用重典治理官吏剥皮揎草极其残酷然而贪污腐败并没有禁绝；雍正皇帝严格核查钱粮火耗归公极其细致然而欺瞒隐匿的现象还是时有耳闻。 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在犯错后才去治理终究不如在还没染上恶习时就去任用。 治理官吏是为了补救而非培植根基。 当任用得当官吏都能尽职工作就像春天的树木得到雨露自然茂盛生长；当治理得法官吏不敢陷入恶行就像秋天的树木经过修剪自然合适生长。 根本稳固了枝干自然强壮枝叶也自然繁茂；重视根本而忽略末节还能保住大体；放弃根本而去追逐末节必定会失去天下。 根本与末节之间的关系自然清晰明确。 任用官吏就是开辟道路；治理官吏就是制定法律。道路正确了法律就确立法律确立了措施就可行措施可行了事物就成功了。 善于谋国的人必须先使道路正确然后再制定法律以任用官吏为根基人才就会聚集像众星环绕明月一样；以治理官吏为辅佐就会荡涤污浊扬起清流好像莲花出浴一般。 根本稳固了末节自然端正源头清澈了水流自然干净。 如果舍弃根本去追逐末节放弃任用官吏的道理而去追求治理官吏的手段那就像想要树木强壮却砍断它的根部想要水流长远却堵塞它的源头虽然费尽心思却得不到要领。 当今谈论政治的人大多说“制度反腐”“权力入笼”这确实是治理官吏的利器然而如果只依赖末节而忘记根本那就像在流沙上筑起高台虽然极力夯筑终究难以持久。 为什么呢？制度是由官吏来设立的笼子是由官吏来监管的没有贤良的官吏来守护良法也成空文有了贤良的官吏来施行笨拙的规定也能办事成功。 因此说：任用官吏是为了在还没发生混乱时求得治理；治理官吏是为了在已经发生疾病时进行救治。 这两者不能偏废先后主次绝不能颠倒混淆。 哎！千里长堤会因为蚂蚁洞而崩溃万丈高台会因为星星之火而焚毁州县的官吏职位不过七品俸禄不过斗米但他们的好坏确实关系到百姓的吉凶祸福甚至是天下的安危绝对不能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