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地方婚恋消费攀比、彩礼畸高、宴席铺张等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对普通家庭而言，婚事开支往往成为“硬负担”，甚至造成“因婚致债”、影响新家庭起步；从基层治理角度看，人情往来过度也容易加剧攀比心理，弱化勤俭风尚，挤压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把移风易俗作为培育文明乡风的重要抓手，从群众最关切处破题，推动婚丧嫁娶回归理性与温情。
问题的表现，集中在“面子消费”与“人情压力”。
部分家庭在彩礼、礼金、宴席规模上互相攀比，担心“少了被人看不起”；也有家庭认为“别人办得体面，我也不能差”，久而久之形成惯性，既抬高社会预期，也让年轻人和父母共同承压。
基层干部介绍，过去红白事常常牵动全村：宴席排场大、随礼数额高、操办周期长，既耗费人力物力，也影响生产生活节奏。
究其原因，一是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方式碰撞后，部分观念没有及时更新，导致“彩礼等同诚意”“宴席等同体面”等认识偏差仍有市场；二是信息传播加速与比较心理叠加，容易把个别“高标准”放大为社会参照；三是制度约束和公共倡导若缺位，习惯就会固化为“潜规则”，让个体难以单独“降下来”。
因此，移风易俗既要靠宣传引导，也要有可执行、可评价的基层制度安排，为群众“想简办、敢简办、能简办”提供支撑。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东园村，改变从“家风带动”开始，也在“规矩落地”中巩固。
村民崔中华多年前在女儿出嫁时主动提出不谈彩礼，之后子女婚事继续坚持不收彩礼、简化操办，用实际行动传递“家和最贵、奋斗最实”的价值取向。
类似家庭的示范效应，逐步带动周边群众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与责任，而非彩礼的多少、排场的大小。
随着“身边人讲身边事”成为村里日常，这种价值判断更容易被接受，也更能抵御攀比压力。
更关键的是，制度化推动让文明新风可持续。
东园村将移风易俗写入村规民约，对彩礼、宴席等提出倡导性标准，明确导向；同时配套积分奖励、与集体优惠关联等措施，把“倡导”变为“可感可及”的激励。
村里组织宣讲队，通过拉家常、讲故事等方式解释政策、回应疑虑，在不生硬、不对立的沟通中实现观念转换。
村党支部负责人表示，随着规则更清晰、评价更公正，婚丧嫁娶支出明显下降，文明办事逐渐从“要我做”变为“我愿意”。
在柔远镇夹渠村，青年一代的态度变化尤为明显。
当地一些新人在谈婚论嫁时主动提出“减彩礼、简仪式”，不愿让新家起步就背负债务。
“幸福靠两个人奋斗出来，不是靠彩礼堆出来。
”这样的表达折射出价值观的转向：把资金用于住房、教育、创业等更长期的家庭建设，更符合稳健发展的现实需求。
据当地统计，2025年以来，已有多对新人选择低彩礼，部分家庭红白事简办成为新风尚，文明实践站的“移风易俗进万家”宣讲也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认同。
移风易俗带来的影响是多层面的。
对家庭而言，婚事成本下降让年轻人更从容地规划未来，父母也减少了“办不起、怕丢面”的焦虑；对乡村社会而言，攀比和人情负担减轻，邻里关系更轻松，公共生活更有温度；对基层治理而言，村规民约与文明实践相结合，有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把“软倡导”转化为“硬成效”。
从更长远看，婚俗观念更加理性，有利于推动形成勤俭节约、崇德向善的乡风文明，为乡村振兴夯实社会基础。
围绕对策，沙坡头区探索“线上线下联动、制度倡导并举”的组合拳。
一方面，累计发放宣传手册、倡议书，扩大覆盖面；另一方面，利用网络载体将身边故事改编为短视频作品，以更易传播的方式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婚恋观。
线下通过文艺巡演、主题比赛、宣讲等活动，把道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品、快板等节目中，增强参与度与感染力。
与此同时，以村规民约为抓手细化标准、以积分和集体优惠为激励提升执行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路径。
展望未来，移风易俗仍需在“长效”上发力：一是持续完善村规民约的民主协商机制，让规则更贴近民情、可操作、能监督；二是加强对婚介、宴席服务等市场环节的文明引导，避免商业营销推高“仪式成本”；三是发挥党员干部、乡贤和先进家庭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稳定的价值引领；四是把减负与增福结合起来，通过就业增收、公共服务改善提升群众生活底气，让“简办不简爱、节俭更体面”成为社会共识。
沙坡头区的实践说明，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作。
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和生活质量，更涉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像崔中华一家那样做出理性选择，当年轻人像邵波、冯钰婷那样以实际行动践行新风尚时，乡村文明建设就迈上了新的台阶。
这股新风的蔓延，正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也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