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高额“特别预算”引发防务支出可持续性争议 据岛内媒体报道，韩国瑜18日台南出席宫庙新春活动时表示，民意机构开议后将优先处理“防务特别预算”涉及的议案；谢龙介受访时指出，若一次提出规模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再加上此前已付款但尚未到货的武器款项以及年度既定防务预算，合并计算后的总体防务支出已接近台湾社会财政承受上限。他强调防务建设与必要军购“不能放弃”，但关键在于是否买到“合理价格与合用装备”，并对在压力下仓促放行预算的做法提出质疑。 二、原因：安全焦虑叠加制度运作与外部因素，推高预算扩张冲动 近年来，岛内围绕防务投入规模与采购结构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上，外部环境变化与安全焦虑加深，促使执政当局更倾向通过“特别预算”等方式加速推动军购；另一方面，武器交付周期长、项目复杂度高，容易出现“已付款未到货”的资金占用，导致账面支出与实际战力形成存在明显时间差。此外，政治对立也使防务议题更易被工具化，预算审议在“速度”与“质量”、“政治表态”与“绩效核算”之间拉扯，更放大社会疑虑。 三、影响：财政挤压与社会资源再分配压力上升，战力效益亦面临检验 防务支出扩张对公共财政具有明显挤出效应。若长期依赖高规模“特别预算”，在税基增长有限、经济承压的情况下，民生、教育、医疗、社福等领域可能面临更大资源调整压力。谢龙介同时将“少子化”视为兼具安全与治理影响的风险，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将影响劳动力供给、税收基础与兵源补充，进而在更长周期内削弱社会韧性与安全能力。换言之，安全问题不只取决于军费规模，也离不开人口、产业与财政的系统支撑。 四、对策：把关审议与绩效评估并重，兼顾防务需求与民生优先序 围绕“特别预算”审议，岛内社会关注可能集中在三点：其一，预算结构是否清晰透明，项目排序是否贴合实际防务需求，避免重复投入与“堆预算”；其二，采购机制是否具备成本效益评估与违约约束，降低延迟交付与不利报价风险；其三，在财政可持续前提下统筹民生与安全投入，避免形成长期、结构性的财政压力。 在当日活动中，谢龙介提出以财政增量支持育儿补助，并称在“财政收支划分法”通过的背景下，地方年度财源可望增加，具备编列育儿补助的空间。韩国瑜在致辞中也提及相关法案通过，表达对地方财政改善的信心。这类主张反映出岛内部分政治人物尝试将“安全”从单一军事议题延伸到人口与社会政策，以回应民众对生活压力与长期不确定性关注。 五、前景：防务预算将继续成为政治与社会辩论焦点，理性审议与长期规划更受考验 展望后续，随着民意机构进入议程推进阶段，“防务特别预算”势将成为朝野攻防与社会讨论的焦点。短期而言，审议进度与条文设计将影响军购项目推进节奏；中长期而言，能否建立更严格的绩效评估、信息披露与财政纪律框架，将决定防务投入能否转化为可检验的能力提升，并在不削弱民生与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韧性。人口结构变化、财政压力与外部不确定性交织，使“安全投入如何更有效、更可持续”成为难以回避的治理课题。
防务预算争议本质上是资源如何分配的选择。当财政支出接近承受上限，决策者必须在安全保障与发展需求之间寻求更稳妥的平衡。过往经验显示，健康的经济与社会运行才是长期安全的基础。这轮讨论也可能成为检视防务政策效率与采购质量的契机，后续走向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