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人才振兴被视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近年来，返乡创业、下乡兴业的群体不断扩大，新农人、农创客农产品生产、加工、品牌和渠道建设中发挥日益突出作用。来自北京顺义的“分享收获农场”负责人程存旺长期扎根乡村，他坦言，新农人当下最急需的，一是更贴近产业、作物与经营场景的技术培训，补齐专业能力短板；二是在建设加工、仓储冷链、设施农业等重资产环节获得更有力、可持续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以降低前期投入压力与试错成本。 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分析，新农人往往同时扮演劳动者、投资者和经营者角色，其项目又多与绿色生产、食品安全、生态改善等公共利益有关，具有明显正外部性。但从市场逻辑看，农业回报周期较长、自然风险较高，现金流不稳定，叠加抵押物不足、资产评估困难、农业设施用地协调成本高等因素，容易形成“有想法、有技术，但卡在第一笔大投入”的现实矛盾。同时，不少地区培训资源与产业需求仍存在错配：课程“通用化”多、针对具体品类与经营环节的“定制化”少，导致培训效果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率与经营收益。 影响—— 重资产投入瓶颈若长期存在，直接影响农业链条向加工、保鲜、分级、包装、品牌营销等中高端延伸，制约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也会削弱优质项目落地速度，影响青年人才在乡村长期稳定发展的预期。培训短板若得不到及时弥补，则可能带来标准化水平不高、质量波动、病虫害和土壤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进而影响市场信誉与渠道拓展。更深层次看，新农人队伍能否“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关系到乡村产业持续造血能力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质量。 对策—— 杜志雄表示，多年来各地在培育新农人上已形成从引才、育才到资源配套、产销对接的支持体系，可形象概括为“扶上马”。下一步关键于“送一程”，即围绕资金、土地、用工和保障制度等痛点，形成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安排。 一是完善精准化、分层次的技术培训体系。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强化种养技术、农机与数字化应用、加工与品控、品牌与渠道、合规与风险管理等课程，推动“课堂培训+基地实训+跟踪服务”一体化，提高培训的落地性与转化率。 二是创新适配农业特点的投融资机制。针对重资产投入与抵押不足矛盾，可探索对订单、存货、产品收益权等进行科学估值，拓展质押和增信方式，带动更多信贷资源向新农人倾斜，提升融资可得性与便利度。 三是强化土地要素保障与设施用地支持。县乡政府及村级组织可在土地流转费用、手续协调各上提供支持，降低用地综合成本；同时盘活闲置集体建设用地，符合规划和用途管控前提下，对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用地给予更精准的指标与政策安排，解决“想建没地、能建难批”的堵点。 四是推动用工制度与社保体系更好衔接城乡融合。将新农人、农创客及其雇员纳入规范就业管理与劳动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险等上提供必要支持，稳定预期、降低后顾之忧，为产业扩张和季节性用工提供制度支撑。 前景—— 业内认为，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及乡村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新农人将从“会种地”向“懂产业、懂市场、会经营”加速转型。政策层面若能培训供给、金融工具、土地保障、社保衔接等上形成组合拳，不仅有助于缓解重资产投入压力，也将提升农业项目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经营水平，更释放乡村对人才、资本与技术的吸引力。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人的振兴。破解新农人发展困境，既需要政策层面的系统设计，更需要全社会重新认识农业的价值。当越来越多创业者带着技术、资本和理想扎根乡土时，只有打破制度障碍、构建可持续的发展生态，才能让广袤田野真正成为孕育希望的沃土。这场关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正在考验我们的制度创新能力和政策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