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城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其中，中山籍人士在文化娱乐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不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化奇迹，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当时的上海报刊对这些中山人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东方日报》曾评价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泽"接事于公司风雨飘摇之日，耐心静守，逐步改进"，具有"军事家之沉着应战者"的品质。《华股日报》也刊文称赞他"独手把新新公司在四面楚歌中救了出来"，成为"上海百货公司的领袖"。这些评价反映出中山人在上海商业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 在电影艺术领域，默片明星阮玲玉是最耀眼的代表。出身贫寒、少年失怙的她，在同乡张慧冲兄弟的帮助下进入影业圈，随后在郑君里、黄绍芬等中山同乡的合作支持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拍摄了二十九部电影。她成功塑造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女性形象，将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推向了高峰。阮玲玉以精湛的表演艺术，不仅成为中国无声电影时期的骄傲，更成为世界影坛引人注目的瑰宝。她的艺术生命虽然短暂，但其创造的银幕形象至今仍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赞许，被永久保存在历史的记忆里。 在音乐教育领域，萧友梅的贡献同样深远。在山河破碎、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近代中国，他始终在逆境中坚持推动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他以一己之力，为中国音乐教育现代化鼓与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其不马虎、不懈怠、不盲从、不苟且的独立人格，以及对学问、学校、学生和事业的专注精神，使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成为培养现代中国音乐专业人才的摇篮，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树立了学习榜样。 在出版和文化传播领域，王云五是杰出的代表。这位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现代科学管理的先驱，曾做过胡适的英文老师，也当过孙中山和蔡元培的秘书。他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多项改革创新，其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主持编纂的《中国百科全书》《万有文库》等著作，成为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评价《万有文库》"把我们这些少年读者引进到知识海洋"，从文、史、哲、经到天、地、生、化，激发了一代人的读书兴趣。 除此之外，还有摄影家黄绍芬、中国早期电影放映业拓荒者卢根、魔术家兼演员张慧冲、粤曲演奏家吕文成、漫画家梁白波、岭南画派代表方人定、书法家黄苗子、精武会创办者卢炜昌和陈公哲、启秀女子中学创办人徐婉珊等众多中山籍文化人士。他们中有的以学校为阵地传道授业，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有的以编导、拍摄、表演为志业，创作了大量优秀影片；有的以书画、音乐、摄影、戏剧、文学为兴趣，创作出丰富的文学和艺术精品；有的策划、组稿、编书、译书，传播新知；有的创办报刊、设立艺社画廊、开辟影院剧场，培养大众阅读习惯，引导社会消费文明，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 这些中山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玩的是兴趣，专注的是事业，创造的是文化。他们在上海这个开放的舞台上，运用了自身的才能和优势，不仅为个人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更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成功，既得益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机遇，也得益于同乡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合作。
城市文化的高度，既源于时代洪流，也来自个体的坚守。从中山走出的这群人，在商海中展现智慧，在艺术上追求卓越，在教育中播撒火种。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个人传奇，而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作品创作和风气引领，为社会留下了持久的文化遗产。这种将个人奋斗融入城市发展与民族文化建设的路径，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