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成为重要课题。
这一战略部署既是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主动选择。
从历史规律看，"走出去"战略是大国发展的必经阶段。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从商品走出去到资本走出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演进过程。
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意愿较强，这正是顺应发展阶段、把握历史机遇的主动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走出去所获收益体现在国民总收入中，而非国内生产总值中。
这意味着我们在关注GDP的同时，更应重视GNI增长，推动"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良性互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取得显著成就。
202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922亿美元，连续13年居世界前三；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60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42%。
截至2024年底，我国对外投资累计超过3万亿美元，在境外设立企业5.2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对外投资既有力支撑了国内发展，带动产品服务走出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也帮助东道国改善民生，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然而，当前形势也存在新的挑战。
一方面，我国国民总收入长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有必要积极稳妥走出去，提升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
另一方面，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对外投资合作风险增大，国内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增多。
这要求我们把握好度，推动合理有序走出去。
同时，全球产业体系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新态势，这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提出了新要求。
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需要在五个方面重点发力。
首先，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
要健全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进对外投资立法，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建立从事前意向报告、备案核准到事中事后统计监督、信息报告、合规经营等全链条监管体系。
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通过对外投资拓展海外营销网络，实现投资和贸易相互促进。
其次，优化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要升级"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综合服务大平台和专业服务分平台有机结合。
拓展提升法律、金融、财会、咨询、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出海服务能力。
指导地方因地制宜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形成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集聚的出海服务生态。
第三，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平台功能。
要支持东道国产业发展合作，加强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要素集聚、产业空间承载、产业链供应链配套协同和区域市场辐射。
推动与国内园区协同发展，加强境内外园区的联动协作、产业对接互补，更好服务国内产业升级和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第四，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互通，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协作，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深化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矿产、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培育共赢共享的全球大市场，促进建立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
第五，完善海外风险防控和利益保护体系。
要开展重点国别风险评估，及时发布境外风险预警信息，指导企业做到"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危业不投"。
加强企业合规管理，持续推进商签或升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营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
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更好维护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既是经济规律使然，更是大国担当的体现。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中国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链接世界，也需要以更稳健步伐应对风险。
这场关乎未来的布局，不仅将重塑“中国制造”的全球坐标，更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