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心理学发展史上，乔治·米勒的学术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位走出非传统学术路径的学者，凭借语言学与心理学的双重背景，将信息论引入行为研究，为认知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打下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心理学研究遇到方法论瓶颈。传统行为主义难以解释人类复杂的认知活动，而新兴的认知取向又需要更可靠的实证支持。米勒在1956年发表《神奇的数字7±2》，首次用实验清晰表明：人类短时记忆容量存在相对稳定的上限。该发现为信息加工理论提供了关键证据，也推动了以量化方式研究认知过程的新路径。 深入来看，米勒的突破与其独特视野密切涉及的。作为横跨语言学与心理学的学者，他敏锐意识到信息论可以成为连接两门学科的工具。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他提出的“米勒定律”直接冲击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立场，把研究重心继续拉回到内部心理过程。这一转向影响延续至今，现代工作记忆理论仍在其基础上不断扩展。 60年代，米勒团队将操作性条件反射的思路引入自主神经系统研究，推动了生物反馈技术发展。通过让受试者实时观察自身生理指标并学习调控，这项技术改变了“内脏活动无法控制”的传统看法。此后，从临床疼痛管理到运动员心理训练，生物反馈的应用效果在多个场景中得到验证。 在理论建构上，米勒与同事提出的TOTE（测试-操作-测试-退出）模型同样具有开创性。该模型把复杂行为拆分为可重复、可组合的模块化流程，为后来的认知架构设计提供了重要范式。他主导开发的WordNet语义网络，至今仍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重要基础资源。 2008年，87岁的米勒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成为心理学界首位获此殊荣者。评审委员会指出，他的研究“重新定义了人类如何理解思维的本质”。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主任评价：“米勒的工作架起了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桥梁，这种跨学科影响将持续百年。”
“7±2”之所以经久不衰，不只是因为它给出了一个易记的数字，更因为它提醒人们：理解心智，首先要承认限制，并在限制之中寻找组织信息、优化行为的方法。把复杂问题拆解为可度量、可验证、可组合的单元，是米勒留给学界与社会的共同方法论。在信息爆炸、技术快速演进的当下，这种用清晰结构连接理论与应用的思路，仍值得持续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