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边境地区曾出现“事实婚姻”与人员流动交织的治理难题。 吉林省延边州部分靠近边境的乡村，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一些朝鲜女性以非法入境方式进入境内——经熟人介绍或人口中介撮合——与当地农村男性共同生活并育有子女，形成事实婚姻。以汪清县一处山村为例，村干部称，自1997年前后起，先后有10名朝鲜女性在该村生活。此后多数人离开村庄，前往外省或第三国，只有少数人留在当地务农、抚育子女并逐步融入村社。该现象反映了跨境流动的复杂性，也持续考验基层治理。 原因——生计压力、婚恋结构失衡与中介逐利等因素叠加。 一上，越境多与生计困境有关。受访者回忆，当年冒险跨境主要是为找工作、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地区长期存“婚恋供需错位”，大龄未婚、离异或身体条件较弱的男性在婚配市场处于弱势，客观上形成需求。其间，一些人口中介以“牵线”为名收取费用，甚至以隐蔽方式组织人员流动，增加违法风险，也提高当事人受侵害的可能。同时，“去第三国条件更好”的传闻与现实落差交织，推动部分人再次流动，形成“先落脚、再转移”的路径。 影响——家庭稳定、子女权益与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压力。 对个人与家庭而言，事实婚姻缺少法定登记基础，身份、就业、就医等事项容易受限；一旦人员再次流动，留守配偶与子女在抚养、监护、财产处置诸上的问题更突出。对乡村社会而言，村民多以同情和接纳为主，但身份不确定带来的隐忧客观存，既影响家庭稳定，也给基层治安、计生管理、教育入学等公共服务带来难题。对治理层面而言，边境管控趋严后，非法入境数量明显下降，但早期形成的存量问题仍需在法治框架内妥善处理，避免衍生新矛盾。 对策——依法治理与民生保障并行，推动部门协同处置。 基层干部与受访群众普遍认为，应从源头遏制与存量化解两端同时发力：其一，严打以婚介名义牟利的非法中介链条，依法惩处组织、介绍非法入境及有关违法犯罪行为，减少灰色撮合空间。其二，加强边境地区网格化管理与风险排查，提高对异常人员流动的发现和处置能力，同时避免“一刀切”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其三，完善涉事家庭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与公共服务衔接，在教育、医疗、救助等上依法依规提供必要支持，降低家庭破裂与二次风险。其四，结合乡村振兴，补齐农村社保与公共服务短板，缓解部分地区婚恋结构失衡背后的深层因素，增强乡村对青年人口的吸引力与留驻能力。 前景——边境更稳、流动趋缓，治理需从“应急”走向“长效”。 随着边境管控体系完善、跨境非法通道被压缩，加之区域经济与就业环境变化，类似规模的流入已明显减少。但现实也表明，跨境流动背后既有经济压力，也有家庭因素和社会心理预期。未来一段时期，治理重点将更多转向存量家庭风险化解、子女成长保障以及基层公共服务的可及与均衡。通过法治化路径明确权责边界，并以制度化安排提升服务的可获得性，有助于在维护边境安全的同时，促进乡村社会稳定与家庭关系修复。
大河村二十年的婚迁史，既是个体在生存压力下的艰难选择，也是东北亚地缘经济变迁的微观缩影。当崔秀英说出“这里就是我的家”时，背后不仅是一个女性对归属的确认，也折射出跨境群体在制度夹缝中重建生活的韧性。如何在边境治理与人道关怀之间取得平衡，仍是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