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社会的文明程度究竟达到了何种高度？
近日公布的殷墟王陵区考古新成果为这一历史之问提供了有力答案。
记者从2025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获悉，考古人员在该遗址新清理的19座中小型祭祀坑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遗存，这一发现不仅刷新了我国野生动物人工饲养的历史记录，更深刻揭示了商代王室的权力结构与文明成就。
从出土遗物看，这批祭祀坑中共发现铜铃29件，其中13座坑内有铜铃出土。
更为关键的是，部分野生动物的颈部挂有铜铃，这一细节成为判断其饲养性质的重要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潇檬指出，这些带铃的野生动物并非临时狩猎所得，而应是商王等高级贵族园囿中专门饲养的珍禽异兽。
这表明商代统治阶层已具备有意识地收集、驯养和管理野生动物的能力。
出土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包括圣水牛、鹿、獐、狍、狼、虎、豹、狐狸、鬣羚、野猪、豪猪等哺乳动物，以及天鹅、鹤、雁、隼、雕等五个种属的鸟类。
这种物种的多样性反映了商代统治者对自然资源的广泛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认为，野生动物的集中出现与标准化处理方式，暗示商代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野生动物获取、饲养与管理体系。
这套体系的存在，进一步印证了商代强大的资源控制能力与物资流通网络。
除野生动物外，考古人员还在大型祭祀坑中发现了人、象、马等骨骼遗存，其中马的数量最多。
值得注意的是，各坑中马的数目均为偶数，部分马头顶有凹陷坑，大小不一。
这些特征表明，马匹在商代祭祀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埋藏方式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礼仪要求。
从更深层的历史意义看，这些祭祀坑的发现为认识商代宗教信仰与礼制体系提供了核心证据。
牛世山表示，诸多动物祭祀坑不仅展示了商王室祭祀的宏大场面与复杂流程，也揭示了商代祭祀用牲制度的丰富内涵。
通过多学科研究，考古人员对殷墟王陵区祭祀坑中动物的来源地与饲养形式进行了系统揭示，这些发现有助于深入理解商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宗教观念和物质文明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考古工作的深入推进还揭示了殷墟王陵区更为宏观的空间布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以商王陵为核心的整个洹河北岸开展了持续性考古工作，初步确认该区域存在三横四纵的商代道路网络。
李潇檬介绍，相关勘探、发掘及研究仍在进行中，这将进一步完善我们对殷墟整体布局和商代城市规划的认识。
从祭祀坑中沉默的骨骼与一枚枚铜铃出发，考古工作不断把早期文明的组织能力与制度细节带回公众视野。
殷墟王陵区的新发现提示我们，商代礼制并非单一的宗教仪式，而是国家资源、交通网络与权力秩序协同运转的结果。
随着更多证据的积累与研究方法的深化，关于早期中国如何“以制度管理自然、以礼制凝聚权力”的历史答案，将愈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