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部分烈士长期“有事迹无姓名”，纪念存缺口； 在禹州烈士陵园的英名墙上，新刻的“贾掌顺”三字映照出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在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一些牺牲者因战斗紧迫、记录条件有限、就地掩埋等原因，最终以“无名”身份被安葬或登记。姓名缺失不仅影响烈士褒扬的完整呈现，也让后人难以准确追溯历史细节与精神脉络，成为红色记忆保护中的薄弱环节。 原因——战时记录受限与后续信息断裂叠加，造成“身份沉没”。 据史料线索，1948年1月18日（农历腊月初八），攻打禹州城的战斗在豫西寒冬中打响。参战部队对城关要地发起突击，战斗激烈、伤亡集中。贾掌顺作为攻城部队一员，在禹州东关一带作战时中弹牺牲，战友就地掩埋，计划战后再迁葬核实。类似情况在战时并不少见：部队频繁机动、档案多次转抄，地名更迭、民间记忆随时间淡化，再加上跨省信息不互通，使“牺牲地在外省、籍贯在原乡”的烈士更容易长期无法核验身份。 影响——确认姓名既是对个体的告慰，也是对公共记忆的修复。 烈士“从无名到有名”，首先是“对人”：让牺牲者不再停留在模糊的符号中，而以真实姓名回到人民记忆与国家叙事。其次是“对史”：通过档案与证言相互印证，补全战役与地方史细节，为英名录校核、陵园陈展、党史学习教育等提供可靠依据。再次是“对家”：为烈士亲属与原籍地提供明确的祭奠坐标，促成跨地域共同纪念，推动形成“牺牲地与故乡联动”的褒扬格局。2023年12月19日，禹州烈士陵园举行仪式将“贾掌顺”刻入英名墙，并设置事迹展板；山西长治也在当地纪念设施中刻名立碑，两地同步纪念，形成广泛共鸣。 对策——用制度化思路推进寻名工作，形成可复制的协同机制。 此次确认过程表明，寻名离不开“三条线”并进：一是文献线，系统梳理地方志、战史资料、回忆录、烈士名录等，逐条比对时间、部队番号与地理信息；二是口述线，走访亲历者与周边群众，按“地点—事件—人物特征”核对零散信息；三是档案线，依托原籍地档案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媒体与志愿力量，打通跨省核验与资料互认渠道。禹州学者余世诚退休后持续投入，采取逐字核对、逐项排查的方法，并与山西长治上接力查证，最终在上党区对应的村镇找到尘封档案，确认“贾掌顺，1922年生，1948年在河南禹州牺牲”等关键要素，形成完整证据链。 面向更大范围，各地可继续完善烈士信息数字化采集与共享，夯实安葬点勘验、地图标注、地名变更对照等基础工作；在清明等重要节点，推动“寻名+展陈+教育”联动，让褒扬纪念从阶段性行动变为持续性公共服务。 前景——以“把名字找回来”为抓手，深化红色资源保护与社会动员。 随着烈士褒扬工作的法治化推进和纪念设施标准化建设，烈士信息补录、英名校核与跨区域协查将获得更稳定的制度支撑。未来，通过数据平台互联、档案有序开放、社会力量规范参与，更多“沉没的名字”有望被重新发现。更重要的是，寻名本身也是一次公共历史教育：它提醒人们，宏大叙事由无数普通战士的牺牲支撑；每一次确认，都让家国情怀与革命精神更具体、更可感，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更鲜活的内容来源。
从斑驳的战场记忆到英名墙上的清晰镌刻，贾掌顺烈士身份的确认不仅是对个体的历史正名，也是对革命精神的延续。当清明时节细雨浸润英名墙，这场跨越时空的追寻提醒我们：对历史的每一次郑重回望，都是对未来的一次严肃承诺。在新的征程上，让每一位为国捐躯的英魂都能被准确铭记、被郑重安放，应成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