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纠纷缘起：一纸权属证书引发多年积怨 农村宅基地包含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容易成为家庭矛盾的焦点。高唐县这起纠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演变为一场持续多年的法律争议。 案涉宅基地最初登记在王强名下。王强无子——按当地习俗——其侄子王甲以“过继”方式成为嗣子。此后，王甲的妻子和子女长期与王强共同生活，并与王强的四个女儿一起承担赡养责任。王强病重期间，各方照料直至其去世。王甲也按农村“顶盆过继”习俗操办丧葬事宜，履行了嗣子应尽的责任。 2008年农村宅基地确权启动，王甲依王强意愿取得该宅基地使用权证。此后多年，房屋一度闲置。王强次女王丙离婚返乡后，经王甲默许入住。然而，2022年镇政府启动宅基地使用权证换发工作，沉寂多年的权属争议随之激化。王乙等四姐妹认为宅基地属父亲遗产，应由四人共同继承；王甲则主张其已依法取得使用权，权属明确。双方协商无果，最终诉至法院。 二、诉讼困局：法律裁判难以弥合情感裂痕 围绕该纠纷，两起案件先后进入司法程序。王乙等四姐妹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王甲则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王丙迁出房屋。两案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均未能得到四姐妹期待的结果。 程序虽然终结，矛盾并未消散。堂兄妹间的隔阂反而在反复诉讼中加深。四姐妹随后向高唐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希望找到新的化解方式。 该案并非单纯的权属之争，还叠加了亲情伦理、现实生活困难和历史习俗等因素。仅靠裁判结果难以真正消除对立，也难以回应各方的现实诉求。 三、精准施策：“和解+”机制多维介入 高唐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副检察长、承办人马长英研判认为，亲属间的权属争议无论结果如何，都可能造成更深的亲情裂痕，不利于家庭关系修复。为此，她多次实地走访，听取双方当事人、村干部及周边村民意见，逐步梳理各方的核心诉求。 调查显示，王甲夫妻及子女长期在外地生活，对老家宅基地没有实际使用需求；四姐妹希望保留父母故居，便于日后祭奠；王丙离婚后身患残疾，独自抚养两名未成年子女，该房屋是其唯一住处，一旦发生变动将面临居住困难。 针对这些情况，马长英运用“和解+”多元化解机制，从三个层面推进调解： 其一，启动“和解+心理咨询+释法说理”。邀请心理咨询师、政协委员等参与，通过现场面谈与远程沟通结合，向双方解释宅基地管理、遗产继承等法律规定，明确权利义务，同时开展情绪疏导，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寻找兼顾各方的处理方式。 其二，启用“和解+司法救助”。办案中发现王丙残疾且独自抚养未成年子女，前夫因困难无力支付抚养费，家庭压力较大。检察机关依法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序，为其申请救助金一万元，缓解其生活压力，也为后续调解创造条件。 其三，运用“和解+公开听证”。邀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执业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担任听证员，召开网络听证会。王乙等四姐妹到场，王甲夫妻通过视频参会。听证中，各方围绕法律依据、事实经过及亲情因素充分沟通，经多轮调解，最终达成一致和解协议。 四、矛盾化解：法理情融合推动实质性解纷 和解协议达成后，持续数年的堂兄妹纠纷画上句号。今年春节，王乙等四姐妹在父母故居团聚，正月十五王甲夫妻也回乡相聚，一通报喜电话让久违的温情重新回到这个家庭。 纠纷得以化解，关键在于检察机关没有停留在“判赢判输”的思路上，而是把法律规定、亲情关系与现实困难放在一起统筹考量，用多种方式回应复合型矛盾。“和解+”机制的价值在于不以胜负为目标，而以当事人的实际需求和长远利益为导向，推动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宅基地承载的不只是居住与财产，更是家庭记忆和乡土情感。让亲属纠纷从对簿公堂走向握手言和，考验的不仅是法律适用能力，也考验把矛盾化解落到实处的治理能力。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化结，推动“案结、事了、人和”，是基层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推进中应坚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