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历史学者蔡伟杰教授的新著《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该书以两个重要的中外交往事件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五百多年间欧亚世界的互动关系，为理解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交汇提供了新的视角。 蔡伟杰教授选择马可波罗和马戛尔尼这两个历史人物作为书名，并非偶然。1271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从地中海东岸启程，前往汗八里（今北京）。他在忽必烈汗廷服务多年，直到1295年才返回威尼斯。其后数百年间，《马可波罗行纪》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最重要知识来源，甚至一度是唯一来源。而到了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勋爵率约七百至八百人的使团访华，携带大量科技礼品，意欲祝贺乾隆帝八十三岁寿辰并拓展通商。然而这次使团要求开放更多口岸、减税、驻京公使、租借土地等诉求均遭拒绝，最终于1794年无功而返。 这两个事件在时间跨度上形成了完整的历史呼应，也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中标记了两个关键节点。蔡伟杰指出，这两个历史事件涉及多个学术争议，包括马可波罗是否真正来过中国，以及马戛尔尼使团失利的真实原因等问题。书中对这些历史节点及其间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讨论。 从世界与中国关系的宏观视角看，蒙古帝国时期的马可波罗和清朝时期的马戛尔尼，代表了中国在世界眼中形象的巨大转变。在启蒙时代，欧洲哲学家如蒙田、培根、伏尔泰、卢梭等人笔下，中国的形象相当正面，几乎被理想化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这种认知的形成，与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密切涉及的。 然而，这种正面形象的形成并非源于对真实中国的准确认识，而是西方思想家将中国作为一个对照组来批评自身社会的结果。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就曾将马可波罗笔下大汗的"统一税制"和重视农业的政策理想化为中国的"自然秩序"，用以论证"法治专制"优于欧洲的封建与教权制度。在该时期，中国成为西方启蒙思想家手中的一个哲学工具，用来反思和批判西方自身的政治制度。 到了18世纪末的马戛尔尼时代，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清廷对英国使团的冷遇，坚持"朝贡"体制，要求行三跪九叩礼，以及乾隆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敕谕，都反映了清朝对外交往的态度。这次外交的彻底失败打破了英国对"富庶中国"的幻想，成为随后鸦片战争的重要前因。 蔡伟杰的著作通过对比这两个时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中国闭关自守的印象并非源于中国本身的历史特征，而是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之后才逐步形成的。这一认识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很重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论写作者的知识准备、学术视野以及在各论题上的思想深度，在华语学术圈很难找到比蔡伟杰更合适的人选"。罗新指出，虽然书中所收文章都是作为书评、专题介绍和学科评述而写，但由于作者自身的学术条件，这些文章都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对专业研究者来说是难得的信息来源。 该书主要由蔡伟杰教授从自己的专业出发，为亚洲内陆历史研究领域的新近学术著作所写的书评汇编而成，共293页，定价78.00元。
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的历史轨迹，不仅记录了人物传奇与外交轶事，更展现了信息传播、制度差异与世界秩序演变的复杂互动；将中国置于欧亚交流网络中观察，有助于超越简单评判，理解不同文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相互认知、做出选择，最终推动世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