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借“谈婚论嫁”实施诈骗的案件时有发生。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一份生效裁判文书显示，张某在婚姻关系尚未依法解除的情况下仍与多人办理婚姻登记，并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法院依法以重婚罪、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该案折射出婚恋交往中信息不对称、情感绑架与社会信任成本上升等问题，具有一定警示意义。
问题：隐瞒婚史叠加虚假身份，形成“婚恋—登记—索财”的违法链条 一审查明，张某早在2000年与关某甲登记结婚，2002年又与左某甲登记结婚。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婚姻关系并未依法彻底厘清，却在2006年10月至2018年期间先后与多名男子登记结婚并离婚；2018年6月又与陈某甲登记结婚，后于2021年离婚。
2022年以后，张某再以虚假身份与黄某“确认婚姻关系”，并制作、出示虚假结婚证，宣称双方已结婚。
与此同时，张某还通过短视频平台结识吴某，以恋爱为名获取信任。
交往过程中，她反复以母亲生病、孕检、生产、孩子患病、偿债、彩礼及购买金饰等为由向对方索要钱款，涉案金额经法院认定分别为黄某109250元、吴某20832元。
张某于2024年6月被抓获归案。
原因：对“婚姻承诺”的高信任与对信息核验的低警惕交织 从作案方式看，张某并非单一环节行骗，而是将“建立亲密关系”“制造婚姻承诺”“强化共同生活预期”作为关键路径，通过隐瞒真实姓名、婚姻状况等基本信息，持续营造稳定关系的假象；再以疾病、怀孕、生育、家庭紧急情况等高敏感话题制造时间压力和情绪压力，促使被害人在短时间内作出转账决定。
案件中还出现伪造结婚证等行为，使受害人更易产生“已成事实婚姻、必须承担责任”的心理负担。
从社会层面看，部分大龄单身群体对婚姻稳定的期待较强，在现实交往中更容易将“尽快成家”置于风险识别之前；同时，线上社交降低了接触门槛，也增加了身份核验难度，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影响：既损害被害人财产权益，也破坏婚姻登记秩序与社会诚信 此类案件对个体而言往往带来财产损失与情感创伤，并可能引发家庭矛盾、债务纠纷等连锁问题；对社会治理而言，重婚行为直接冲击婚姻制度的严肃性，伪造证件、虚构事实则抬高社会交往成本，削弱公众对婚恋平台与社会信任机制的信心。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虽通过刑罚与退赔尽可能修复损害，但其造成的信任破坏与情感伤害往往难以完全弥补。
对策：强化法治震慑与风险防范并举，形成“惩治—预防—救济”闭环 司法裁判方面，法院对张某提出的“年龄登记有误导致前两段婚姻无效”“部分财物属于赠与”“具有自首情节”等上诉理由逐一审查，二审认为除其供述及部分亲属证言外缺乏客观证据，依法以户籍登记出生信息为准；对诈骗数额认定，法院强调恋爱交往中如隐瞒身份、婚姻状况并实施欺骗，相关转款不应简单视为赠与，应当结合行为目的、手段与结果综合评价；对自首主张，亦依法作出否定判断。
最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以重婚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5万元的判决，并责令退赔两名被害人约13万元。
社会防范方面，婚恋交往应坚持底线思维：在谈及婚姻登记、彩礼支出、共同购置等重大事项前，及时核验对方身份信息、婚姻状况与相关材料真伪；对以“紧急病情”“立即缴费”“必须马上转账”等理由反复索财的情形保持警惕，避免在情绪驱动下作出高额转账决定。
相关平台与基层组织也可通过风险提示、普法宣传与便民核验服务，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前景：以个案推动规则意识提升，促成更稳健的婚恋环境 随着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对重婚、诈骗等侵害婚姻家庭秩序与财产权益的行为，司法机关将持续保持依法惩治力度。
与此同时，治理的关键还在于将“事后追责”前移到“事前预防”，通过更普遍的法律常识普及、更便利的身份与证件核验渠道，以及对异常索财行为的社会提醒，推动婚恋交往回归真实、诚信与理性。
对公众而言，依法维权、留存证据、及时报警也将成为遏制此类违法行为的重要支撑。
婚姻是人生中的重要选择，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尊重。
张某案的判决再次警示我们，任何以欺骗为手段、以诈骗为目的的婚姻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这不仅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更是对整个婚姻制度神圣性的维护。
随着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司法机关将继续加大对婚姻诈骗等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广大民众也应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共同维护清朗的社会风气和健康的婚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