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堪舆学长期面临“理论说得多、实践验证少”的质疑。李湘生家族的案例提供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察窗口。李湘生为江苏淮安人，出身文人世家，提出“形理结合”的方法，尽量避开玄学式的泛谈，强调环境因素与人文结果之间应有可检验的对应关系。其于1946年完成的《二十四山经》，首次较为系统地阐释“九砂九水二十四山”体系，至今仍被业内视为重要参考文献。历史资料显示，李湘生六个儿子均取得较高社会成就：长子曾任淮安县委书记，次子为国民党抗战将领，三子任职上海警界，四子参与刘邓大军作战指挥，五子、六子分别在上海、安徽发展。一个家族同时横跨政界、军界，并在国共不同阵营中各有发展，在同时代风水从业者群体中并不多见。对比研究发现，民国时期不少风水师自身家族仍长期停留在农耕阶层，与其宣称的“点穴造贵”能力形成明显落差。南京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立新表示：“李氏家族的代际发展数据，为研究传统堪舆理论在社会层面的转化效果提供了可量化的样本。”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李湘生生前坚持“先安己后安人”的从业原则，其家族三代的经历，或可为金锁玉关流派在苏北地区持续传承提供一种解释路径。近期公开的《金锁玉关真诀》等原始手稿显示，该流派更关注地形水文与建筑空间之间的动态平衡，其“砂水辨位”的技术框架与当代环境行为学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可对照之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有关专家认为，对这类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出版，有助于在学术层面厘清其历史语境，剥离迷信化叙述，提炼其中关于传统人居环境的经验与方法。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被呈现，更在于被辨析。民间文献的抢救性整理值得肯定，但更需要以证据为基础、边界更清晰、传播更理性，让材料回到历史与学术的坐标系中。只有这样，传统才能在当代实现更稳健、更有意义的传承与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