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让思政课从“讲给学生听”走向“让学生走进去”，一直是高校育人实践中的关键课题。
现实中，一些学生对党史、新中国史相关内容存在“知道但不贴近”“听过但难以共情”的现象，课堂易停留在知识层面的接受，情感与价值认同的生成链条不够完整。
与此同时，许多家庭中珍贵的红色记忆散落在照片、笔记、遗物与口述回忆里，若缺乏系统梳理与代际对话，容易因时间流逝而被淡忘。
原因—— 一方面，历史叙事的宏大与青年生活经验之间存在距离感。
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的多是“公共叙事”，而家庭故事则更具体、更可感，更容易触发价值共鸣。
另一方面，传统课堂组织形态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的深度与角色获得感不足，难以形成持续投入。
再一方面，数字化时代青年表达方式更偏向可视化、可留存与可分享，如果教学手段缺少与之匹配的载体，教育效果容易被削弱。
影响—— 武汉工程大学“拾光计划”将破解上述难题的切入点放在“把历史带回生活”。
授课教师以一册烈士亲属留下的作战记录、地形图等材料为启发，把“家”与“国”的关系转化为学生可参与的具体任务：由“听故事”转向“找故事”“写故事”。
课程组织上强调全员参与，以小组为单位寻访、采访、整理，形成近百份作业报告，使每名学生都成为材料的采集者与叙事的建构者。
课堂呈现环节实行优中选优，部分小组登台分享并接受多轮打磨与点评，研究生宣讲团队承担引导与专业反馈，帮助本科生在史料规范、叙事逻辑与价值表达上进一步提升。
对未登台学生则设置“倾听者”等角色任务，避免参与落空，形成“台上讲、台下听、共同完成”的课堂共同体。
围绕寻访成果，课堂讨论区产生大量高质量留言，显示学生在同伴叙事与代际记忆之间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情感通道。
更值得关注的是，课程把“可触可感”作为育人抓手。
教师将“书档”“书签”等日常物件设计为承载红色寄语与学习精神的长期陪伴物，并借助3D打印等方式制作成“专属信物”，让课堂成果以实体形式留在学生书桌与生活场景中。
相较于一次性奖品，这类信物更强调持续性与仪式感，使学生对家族故事的整理与自我成长形成可回望的“坐标”。
从学生反馈看，有人因课程契机提前记录长辈经历，有人把信物与家庭合影并置保存，显示课程在促成代际对话、强化家国认同方面产生了实效。
对策—— 从可复制推广的角度看，这一探索对高校思政课改革提供了几条启示：其一，强化“问题导向”的任务设计，把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链条，形成从寻访、采访到写作、展示、讨论的闭环，提升学生主动性与责任感。
其二，注重“共同体”课堂建构，通过分层展示与角色赋能，让不同性格、不同表达能力的学生都能找到参与位置，减少“少数人发言、多数人旁观”的结构性不足。
其三，提升“史料意识”与“表达能力”同步培养，引入更具专业性的指导力量，对材料真实性、叙事逻辑、价值提炼进行把关，避免把红色故事讲成空泛口号。
其四，合理运用技术与物化载体，让教育成果可留存、可触摸、可回忆，但必须坚持内容为本、情感为桥，防止形式喧宾夺主。
前景—— 在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背景下，红色资源的打开方式正从“集中展示”走向“日常融入”，从“单向灌输”走向“共同生产”。
把家风家史与国家叙事贯通，不仅能让青年在具体人物与细节中理解信仰力量，也能推动家庭记忆的系统整理与社会共享。
未来，类似课程若能进一步与地方党史馆、烈士纪念设施、社区档案资源联动，建立更规范的口述史采集与数字化归档机制，并在保护隐私与尊重史实基础上形成可持续的资源库，有望把零散的个体记忆转化为可研究、可传播、可教育的公共文化资产，持续释放育人效能。
从一本记录烈士爷爷事迹的笔记开始，到100个家庭的红色记忆被重新拾起、整理、分享，再到最终送到学生手上的一份份精心设计的信物，"拾光计划"的实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激发他们的内在共鸣。
崔晋文的探索启示我们，好的思政课应当是一扇打开历史、连接代际、传承精神的窗口，让每个普通学生都能成为历史故事的发现者和传递者。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意义也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