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AI和PPT，咱们得聊聊寿县和湖北的小老乡，他们听得懂的科学童话。说起施蕴渝这位老师，她这辈子跟上海图书馆特别有缘分，总是跑去抄文献写申请。这事儿还得从前辈讲起，施士元先生当年点着煤油灯给女儿讲居里夫人，那时候战火纷飞，她头一回明白个人跟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块儿的。 等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这位老先生带着女儿投奔到合肥安徽来。六十年代初的中科大礼堂里，钱学森、华罗庚还有严济慈轮流上课，黑白电视机里还放着中国队拿冠军的消息。施蕴渝就靠这四门课打基础，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得扎牢实。 后来学校要南迁到合肥，大家把仪器拆开装箱往火车站搬。整整2000多公里的家当啊，肩膀磨破了也没人叫苦。他们心里头清楚，每一台机器都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结构生物学能爬多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国内条件差得很，缺钱缺设备还缺数据。施蕴渝连着两次公派出国去啃硬骨头，像分子动力学、两维核磁共振这些东西都被她拿下了。 回国后她带着大家跑上海图书馆抄资料、熬通宵写本子，终于把那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项目给申请下来。等到92年拿到了第一台500兆的核磁共振谱仪，实验室的架子才算是立住了。 她现在八九十岁了还没闲着，每天七点半准时进实验室。除了在做AI算法研究帮着解析图谱、预测蛋白质结构外，她还在搞衰老相关的蛋白研究，想着怎么给阿尔茨海默病或者帕金森画出张结构地图。 面对孩子们的提问她也特别有耐心。在安徽寿县的山区小学里背PPT讲血红蛋白的故事的时候，她会告诉小朋友们蛋白质累了需要“修房子”。这种把枯燥方程讲成童话的本事是她从华罗庚、严济慈那些老前辈那里学来的。 作为中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她把“结构—功能—疾病”这条链条亲手交给了学生们。现在那些当年的年轻人都成了重点实验室的骨干力量。 施奶奶常说登山的快乐不在山顶插旗而是在每一步呼吸心跳里。她在核磁共振蓝光下闪着光的银发就像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告诉咱们：只要还守在实验台前就总有惊喜在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