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进入关键收官阶段。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产业竞争加速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化，要求国有企业既更好起到“国家队”作用，也以更高效率和更强创新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负责人近日公开表述中指出，改革行动总体进展积极，在布局结构、治理机制和用人激励各上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问题：如何稳增长、保安全、促转型中同步提升国有企业质量效益与现代治理水平。国有企业肩负保障国家安全、支撑国计民生、引领产业升级等多重职责，但在部分领域仍面临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加强、市场化用人机制与激励约束仍需细化落地等现实课题。收官之年，改革更强调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运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竞争优势。 原因：改革成效的形成，源于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与深化市场化机制并重。一上，聚焦实业主业、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是提升战略支撑能力的内要求。有关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等重点领域的营业收入占比已超过70%，反映出国有资本深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另一上，以战略性专业化重组整合为抓手推动资源要素重配置，有助于减少同质化竞争、提升产业集中度与协同效率。自2023年以来，新组建成立4家中央企业，体现出通过组织形态与资产结构优化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布局的政策取向。同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董事会建设与经理层权责边界，推进三项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管理从“行政化惯性”转向“制度化、市场化规则”，为提质增效、风险防控与激发活力提供制度支撑。 影响：三方面变化正对国有企业发展方式与功能定位产生更深层带动。其一，战略功能进一步强化。围绕主责主业提升关键领域供给与保障能力，有助于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上形成更稳固支撑，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其二，资源配置优化。通过专业化整合和重组，推动优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提升规模效应与协同能力，进而增强国际竞争力与抗周期能力。其三，治理与激励约束机制健全。董事会及董事评价机制更趋科学，经理层行权履职规则更为健全，有利于提升决策质量、提高经营效率并强化风险管控；三项制度改革深化，推进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并明确浮动工资与业绩挂钩比例等导向，强化“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的制度约束，推动形成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经营文化。 对策：收官阶段的重点于抓落地、补短板、促长效。一是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和重点产业链，进一步厘清主责主业边界，推动非主业、低效无效资产有序处置，提高资本回报与资产质量。二是以专业化整合为牵引完善产业组织体系，既避免“一并了之”的简单做法，也强化整合后的协同管理和创新体系建设，确保整合真正带来效率提升和能力增强。三是贯通制度建设与执行监督，推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从“建章立制”走向“日常运行”，在董事会授权、经理层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等上形成稳定、可执行的规则链条。四是持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坚持业绩导向与长期主义相结合，优化考核指标体系，探索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相匹配的中长期激励机制，同时强化合规经营与风险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前景：展望下一步，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收官并不意味着改革任务结束，而是进入以制度更成熟定型、能力持续提升为特征的新阶段。随着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键领域集中，叠加治理体系更规范、激励约束更精准，国有企业在保障国家战略实施、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及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中作用有望更加突出。另外，外部环境变化与技术迭代加速也将推动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组织机制和全球化经营能力上持续突破，形成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格局。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直接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程。此次深化提升行动不仅在体制机制上取得关键进展，也在实践中探索了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的新路径。面向新阶段，如何把改革成果转化为持续发展动能——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推动新时代国企改革取得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