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成为城市运行的重要力量。
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连接千家万户，却也面临现实困境：工作节奏快、停靠休息场所不足，劳动关系与合同条款复杂导致维权成本高，外来人员居多又容易产生“城市融入感”不足等问题。
来自安徽的骑手吴晓直言，“休息难、维权难、融入难”是同行们普遍的痛点。
如何让“奔跑者”在城市有更稳的落脚点、更清晰的权益保障与更强的归属感，成为基层治理必须直面的新课题。
原因——这些难题并非单一因素造成。
一方面，新就业形态具有流动性强、组织方式分散、劳动时间弹性大等特征，传统以单位为载体的服务与管理模式难以完全覆盖；另一方面，部分服务供给长期偏重“节日慰问式”，缺少常态化阵地与制度化渠道，导致问题积累后集中爆发；同时，新业态领域商业模式多样，个别市场主体利用信息差设置“隐性成本”，例如以“免租”“扣单抵租”等话术包装的电动自行车租赁与分期捆绑，容易让劳动者陷入债务陷阱。
治理端若缺少部门协同与企业责任闭环，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影响——新就业群体的痛点，表面看是个体困难，深层则关系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整体效能。
休息与补给不足会抬升交通与职业风险，权益纠纷处置不及时容易引发群体性矛盾隐患，融入感不足则削弱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
反过来，如果能把服务做到日常、把保障做到可感、把参与做到可持续，就能把“高流动群体”转化为“高触达网络”，在文明城市建设、公共安全巡防、社区治理协同等方面形成增量力量。
对策——宁波鄞州区钟公庙街道以“服务阵地+协同机制+治理参与”破题，探索形成可复制的基层做法。
街道率先成立综合性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推出“10+X”标准化服务套餐：基础项聚焦“能歇脚、能补给、能应急”，配备空调、充电设施、应急药品等硬件与便民保障；拓展项则根据季节与需求动态延伸，提供送清凉、送温暖、技能培训等更精准的服务供给，使服务从“有”向“优”升级。
在权益保障方面，街道联合辖区头部新业态企业建立“站长直通车”，让一线劳动者诉求更快触达企业管理层，减少信息层层传递导致的迟滞与失真。
同时，法院、司法、人社等14个区级职能部门以“鄞聚帮帮团”形式常态入驻，集中提供政策解读、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调处等一站式服务。
截至目前，中心累计服务超过2000人次，形成“有事能找、有人能管、能管得了”的服务闭环。
典型案例折射机制效能。
2025年4月，多名骑手反映遭遇电动自行车“套路租”——以高薪招聘为诱饵，通过“以租代购”捆绑分期贷款等方式，导致费用越滚越高。
调解员迅速调查核实后，“帮帮团”快速介入处置，最终为217名骑手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
该案例说明，面对新业态纠纷，需要更及时的线索收集、更专业的法律支撑与更顺畅的跨部门联动，才能把风险处置在前端、把损失降到最低。
更值得关注的是治理理念的转变：街道不止把骑手作为“被服务对象”，而是推动其成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
街道梳理可提供的服务清单，新就业群体提出可参与的治理项目清单，通过“服务换积分、积分兑权益”的全流程管理机制，实现正向激励与持续参与。
目前已有110名新就业群体人员通过该机制参与文明创建、平安巡防等工作，在“城市受益者”与“城市建设者”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连接。
前景——从年夜饭的暖心场景到制度化的服务体系，钟公庙街道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清晰方向：对新就业群体的关怀要从情感表达走向制度安排，从单点救助走向常态治理。
下一步，关键在于三方面持续深化：其一，推动服务标准化与数字化管理并行，完善休憩补给点布局与服务质量评估；其二，压实企业合规与平台责任，建立对“套路租”等新型侵权行为的预警、取证与联合惩戒机制；其三，拓展骑手参与治理的场景与路径，让其在社区网格、交通文明、应急联动等领域发挥“流动哨兵”和“民情纽带”作用。
随着机制成熟，这一模式有望从街道层面扩展到更广范围，为超大城市与大中城市治理提供可借鉴样本。
从"城市奔跑者"到"治理合伙人"的身份转变，折射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智慧转型。
宁波的创新实践表明，解决新就业群体问题不能止于物质帮扶，更需要制度设计上的突破，通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生态，让流动的劳动者成为城市发展的稳定力量。
这种"以服务促治理、以治理优服务"的双向赋能模式，或将为更多城市破解新业态治理难题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