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聊个清朝大文人翁同龢，这位江苏常熟出来的状元郎，赶上了咸丰六年的好时候，把“三元及第”的殊荣给拿了，算是清朝最后一位这样的牛人。他一辈子被两座大山压着：一个是庙堂上的政事，一个是艺坛上的笔墨。翁同龢在宫里呆了四十年，当了户部、工部尚书，还做过两代皇帝的老师。他那支笔头上，一会儿蘸着龙椅上的权贵气，一会儿又染着墨池里的文人味。死了之后给他的谥号是“文恭”，不光是说他干得好，也是为了证明他在书法上也绝对是个正经规矩的大家。 翁同龢练书法的路子挺曲折，最开始学的是欧褚体，后来看了董其昌、米芾的字也很喜欢，中间又练了钱沣的风格，最后才把颜真卿的雄强劲儿给吃透了。到了中年以后，他就不满足于单纯地模仿谁了。他干脆把颜真卿那股子刚劲劲儿拆开了再拼装起来。这么弄出来的字体，看着宽宽敞敞，笔画硬气十足，那种苍浑遒劲又朴茂雍容的样子，当时的人都这么夸他。 咱们再看看他那些手稿：《瓶庐诗文稿》里写的蝇头小楷跟军机处里那份《议复开矿章程》上的狂草批注，居然都是一个人写的。那种力透纸背的感觉让后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翁家体”。 翁同龢在京城当官这几十年没少往琉璃厂跑，工资有一半都扔进去了。他买了不少宝贝，彭元瑞的“知圣道斋”旧藏和怡亲王“乐善堂”散出来的孤本都在里头。 有个南宋的《松桂堂帖》特别出名，明朝末年就归了袁枢、袁赋诚父子两家保存。这东西历经战火竟然没烂掉，翁氏把它当作压箱底的宝贝。 可惜有个小乌龙：翁同龢在写跋的时候把袁枢和袁赋诚当成了一个人，这一错就成了大家后来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学术笑话。 庚子事变那会儿京城到处都是火和铁水，很多藏书楼都烧没了。多亏了翁同龢机灵，他用自家管粮道的钱把这些秘籍给抢救下来了。现在学界还把这当宝贝似的供着： 有明刻本的《陶渊明集》六卷，国内就这一部； 有明抄本的《关中奏议》，里面还有朱笔批改； 有清内府写的《大清通礼》满汉合璧本。 这些都是人家冒着炮火抢回来的性命啊。 最后咱们看看他画的那些山水册页吧： 虽然是仿华嵒的笔法画的山水册页， 但画里透出的那股子“以书入画”的劲儿特别浓。 笔墨写得像碑版一样厚重， 山石的样子跟屋漏痕似的刚劲有力。 把诗书画凑一块儿看着那是相当完美。 仔细看那些层层叠叠的墨气你就会发现： 那个政治家身上的果决劲儿和艺术家的敏感劲儿在他身上根本不是两条平行线—— 庙堂上的宏大场面和江山的辽阔视野都藏在那一滴墨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