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百团大战后，八路军129师干部紧缺问题突出；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查阅干部档案时注意到随营学校教员陈康。陈康1932年参加红军，曾在红四上军担任团级指挥员，但因1938年擅自离队事件受处分，被降职安排到后方。
这段历史折射出务实的用人哲学。如果陈赓因循守旧，陈康可能长期留在后方岗位，难以发挥所长；如果朱德简单否决，同样会造成战时人才浪费。朱德的关键在于守住原则底线，同时为改过自新者保留通道：既给予机会，也设置考察。陈赓的巧妙之处在于，在组织决定框架内，通过副职主持工作的安排，为陈康设计了可检验、可追责的“证明机制”。这种既讲原则又重方法、既给机会又留考验的用人思路，反映了老一辈领导人对人才价值的清醒认识，对当代干部选拔任用仍具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