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晚期，重商主义兴起，英格兰王室与商界的紧密合作外交史上留下了独特一页；1581年，伊丽莎白一世向土耳其贸易公司（又称黎凡特公司）颁发特许状。特许状显示，这家由12名核心商人组成的机构不仅获得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还被赋予一定的对外事务职能，说明了都铎王朝在国力上升阶段对资源与权力的务实配置。特许状规定，公司享有为期七年的贸易专利，核心管理层由爱德华·奥斯本等四人组成，重大决策需经元老成员一致同意。更引人注目的是，公司获准制定内部法规，并代表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缔结《单边让与协定》。有历史学者指出，这类授权在当时相当于将部分国家权能交由商业机构行使，在欧洲各国中较为少见。 其背后动因与英国当时的外交处境密切对应的。为了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稳定据点，而国库又难以支撑长期外派开支，都铎王朝转而借助商人资本。档案显示，1582年英国驻奥斯曼大使威廉·哈本的任命书中，首次出现“由君主授权、公司出资”的混合身份表述。尽管王室与公司围绕使节经费争执近一年，最终形成的“商人养大使”做法，仍被视为一种制度层面的探索。 该安排带来多重影响。一上，公司通过征收“领事保护税”实现经费来源，其制定的贸易规章后来也被吸纳进相关国际条约；另一方面，大使的双重身份使商业条款更容易被写入外交协议。现存威尼斯档案馆文书显示，英国商人由此获得了比法国、意大利竞争者更有利的关税待遇。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认为，这一模式为英国带来三方面收益：降低外交成本、提高商业谈判的灵活性、加快海外法律与规则体系的搭建。但隐患也随之出现——1615年英土条约危机表明，当商业利益与国家战略发生冲突时，政商边界不清可能带来治理风险。
16世纪英格兰土耳其公司的特许制度，反映了国家在资源有限时期的现实选择。通过将商业权力与对外事务相结合，英国政府在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也借助商人网络扩展了海外影响力。此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但其中关于权力分配、风险共担与利益协调的做法，对后来的国际商业与外交关系产生了持续影响，也为理解现代国家与企业关系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