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贸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保持韧性，但跨境贸易各环节仍面临一些堵点：一是通关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口岸作业与监管环节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企业在多口岸、多模式经营时制度性交易成本仍较突出；二是跨境物流受国际航运波动、口岸集疏运衔接效率、仓储与通关协同等因素影响，时效性和确定性有待提升；三是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保税维修等业务形态不断迭代，对监管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四是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张带来数据跨境流动、合规管理、绿色标准衔接等新课题，需要更加系统的规则供给与服务支撑。
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外部冲击，也有内生结构性因素。
从外部看，全球经贸规则调整加快，部分国家强化合规审查与技术性贸易措施，企业对通关可预期性、合规指导和风险提示的需求明显上升。
从内部看，我国外贸规模大、业态多、区域差异显著，跨部门、跨区域业务协同要求不断提高；同时，口岸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需要在数据共享、系统互联、流程再造等方面形成更高水平的统筹。
在此背景下，海关总署会同中央网信办、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24个部门（单位），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在45个城市集中推进政策落地与改革创新。
与2025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等25城先行探索相比，今年新增呼和浩特、长春、苏州、金华、泉州、南昌、烟台、武汉、长沙、珠海、南宁、昆明、西安、兰州、银川等20城，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带动不同区域、不同能级口岸协同提升。
此次专项行动围绕“问题—对策”精准发力，提出29项便利化举措，重点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深化进出口通关监管模式创新，通过流程优化与风险管理，提高通关效率和可预期性，推动监管从“分段式”向“链条式”协同转变；二是优化外贸新业态监管服务，聚焦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在合规前提下提升企业获得感，促进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三是提升跨境物流运输效能，推动口岸作业、运输组织、信息对接一体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四是加强数智口岸建设，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数据共享、智能监管与便利服务协同，提升口岸综合治理能力；五是推进标准规则互联互通与强化对企综合服务，提升政策透明度与执行一致性，帮助企业更好应对国际规则变化与合规要求。
从影响看，专项行动的推进将带来三方面积极效应：其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企业通关时间、物流成本和等待成本将得到改善，增强我国外贸竞争力；其二，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动能将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和支撑环境，推动外贸结构向更高附加值、更高技术含量方向演进；其三，通过多部门协同与试点扩围，有利于形成跨部门治理合力，推动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稳外贸、稳产业链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下一步，关键在于抓好落实与评估。
一方面，要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与政策协同，减少重复申报、重复查验等现象，提升政策执行的一致性与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鼓励地方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先行先试，围绕企业痛点开展“小切口”改革，形成可量化、可对比的成效评估体系，及时总结推广成熟经验。
同时，应加强对中小外贸企业的政策触达与合规辅导，提升其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
前景判断上，随着专项行动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有望持续提升，口岸数字化、监管智能化与物流协同化将进一步加速，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制度环境将更趋完善。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通过以改革促开放、以服务促发展，将为外贸提质增效注入更强动力，也将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更有力支撑。
贸易便利化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各国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通过扩大试点范围、创新便利化措施，既是对自身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也是对开放发展道路的坚定坚持。
随着45个城市的深入推进，这些改革创新的成果必将为全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