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看得见的账号”如何变成“拿得到的遗产” 在传统继承场景中，房产、存款等财产具有明确载体与清晰登记信息；而在网络空间，余额、账号权益、虚拟道具、内容收益及云端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平台，既包含直接财产价值，也承载个人记忆与社会关系。现实中，家属常常知道逝者“有账号”，却难以证明“有什么、值多少、如何取”，导致继承程序陷入僵局。中华遗嘱库项目发布的2025年度白皮书显示，年轻群体开始将游戏账户等纳入遗嘱安排，打破“遗嘱只与老年人有关”的刻板印象，也把数字遗产的制度短板更集中地暴露出来。 原因——估值、规则、法律、技术与伦理“五道关” 一是信息不透明带来“查不到”的死循环。业内人士反映，不少人不会主动向家人交代平台账户、资产分布与重要凭证。逝者一旦离世，相关权益可能长期“沉睡”。而家属想向平台查询，往往被要求出示继承权公证或生效法律文书；但要获得这些文件，又需要先明确遗产范围与价值，形成现实难题。 二是虚拟财产价值难以统一衡量。游戏账号等级、稀有装备、数字藏品、内容账号流量与变现能力等，价格受市场波动、平台生态与交易限制影响明显。家庭内部如何公平分割、涉税如何计算、收益如何认定，缺乏通行规则与可复制的评估路径。 三是平台协议与继承诉求存在张力。多家平台在用户协议中设置“账号归平台所有、用户享有使用权”“不得转让或继承”等条款，部分平台还约定用户离世后账号将被回收。学界指出，格式条款强调平台秩序、实名合规与安全管理，但在司法实践中，逝者近亲属的财产继承与情感需求同样需要回应。由于缺乏统一裁判规则，不同案件在不同法院可能出现不同处理结果。 四是现行法律规定偏原则化，细则不足。民法典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保护作出原则性规定，但在“哪些属于遗产、谁能继承、怎样继承、平台如何协助、第三方权益如何保护”等关键环节，仍缺少可操作的制度供给。法律空白叠加平台差异化规则，使部分案件久拖不决或执行困难。 五是技术验证门槛抬高了“可继承”的成本。短信验证码、设备绑定、人脸识别等安全机制，在保护账号安全的同时，也使继承人在没有逝者设备或生物特征授权的情况下难以登录。加之账号长期不使用可能被限制功能或触发风控，更增加继承难度。 影响——财产权益、家庭治理与平台信任面临新考题 数字遗产继承障碍不仅关乎个体财产权利，也折射家庭内部风险管理不足。对家属而言，无法继承可能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尤其是与经营相关的网店、直播账号、内容矩阵等，一旦中断将直接影响现金流和劳动成果。对社会治理而言，若缺少明确规则，纠纷增多将增加司法与公证资源压力。对平台而言，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用户对权益保障与人文关怀的质疑，同时也可能因隐私泄露、账号滥用承担安全与合规风险。 对策——分类处置、前置安排与制度供给同步推进 业内建议，应以“分类治理+最小必要原则”为主线，兼顾财产继承、隐私保护与平台安全。 其一，明确类型区分与权益边界。生产经营类账号与可变现权益，应更侧重保障其财产属性，支持依法继承或在合规前提下办理主体变更；社交类账号与高度私人化数据，则应尊重个人意愿与隐私保护，可探索由用户在注册或使用过程中进行身后处置选择；涉及第三方隐私的聊天记录、私密影像等，应设置更严格的访问门槛与范围限制，避免“为继承而侵权”。 其二，推动用户“生前安排”常态化。将关键账户清单、资产线索、备份方式与处置意愿纳入遗嘱或家庭财产管理方案，必要时通过公证、信托或遗嘱执行人机制提高可执行性。对年轻群体而言，数字资产已成为重要财产组成部分，提前规划有助于降低继承纠纷。 其三，完善平台协助机制与标准化流程。平台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建立“逝者账号处置指引”，明确材料清单、审核周期、可提供服务范围（如余额结算、收益结算、账号注销或纪念化展示等），并通过分级授权、脱敏处理、审计留痕等手段，既回应继承需求，也守住隐私与安全底线。 其四，强化司法规则供给与衔接协同。2025年12月，相关案由被纳入民事案件审理范围，为纠纷处理提供更清晰的入口。下一步可期待更具操作性的司法解释或配套规范，围绕虚拟财产可继承范围、平台协助义务边界、证据规则、评估方法与隐私保护等形成可落地标准，并推动法院、公证机构与平台建立信息协同机制，减少程序性梗阻。 前景——从“个案难解”走向“制度可预期” 可以预见，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遗产将从少数人的特殊问题转变为多数家庭的常态议题。制度层面若能形成分类规则、统一程序与可执行标准，平台侧若能提供更透明的身后服务，公众侧若能提升生前规划意识，数字遗产继承将逐步从“靠运气、靠个案”走向“有章可循、可预期、可落地”，在保护财产权益的同时更好守护隐私边界与情感尊严。
数字资产作为新时代的财富表现形式，其继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权益的实现，更影响到社会法治体系的健全；有效应对法律空白、技术障碍和伦理冲突，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才能为数字遗产的科学管理提供坚实保障，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