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大别山麓战事正紧——一封紧急电文打破了新四军指挥部的平静；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突然被解除职务，随后安徽肥东县青龙场接受军纪处分。身处严酷的战争环境，这个处理当时被认为有利于稳住部队，但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诸多疑问。事件的直接起因，来自同年5月的杨克志、曹玉福叛逃。二人原为红28军干部，携款潜入国民党统治区，对部队士气造成冲击。追查过程中，审查范围不断扩大，最终波及支队主要指挥员。档案材料显示，部队内部当时确实存在对游击战术方针的分歧，也有人对集中整训不适应。在战时高压氛围下，这些情况被放大并被作出不利解读。 高敬亭是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其组织的便衣队战术被认为是南方游击战的有效做法。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围绕正规化建设的认识差异，使他的工作方式受到质疑。需要指出，延安上曾考虑安排他赴陕北学习，但因战事紧张未能实施，这一细节后来在复查中成为重要参考。 转折出现在1975年。多位老同志提出申诉后，中央启动专项复查。军事科学院的史料考证认为：高敬亭同志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贡献突出，“抗拒中央指示”等指控缺乏关键证据。1977年，总政治部正式下发平反文件，确认其“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地位。 党史研究者指出，此案反映了战争年代纪律审查的特殊性：为维护部队统一，涉及的决策往往高度保密、强调时效。随着档案逐步公开，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悲剧，其教训也提示，重大问题的处置需要更完善的民主讨论与审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