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加速突破、绿色发展全面推进与人口结构变化等新课题相互交织，对金融体系的功能定位、资源配置效率和风险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金融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之一。
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国际主流金融理论在解释框架上更强调“市场自发秩序”和“技术工具理性”，在价值取向上往往回避金融的政治属性与分配效应，容易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本逐利冲动扩张以及风险外溢。
现实中，部分国家金融化趋势加深，虚拟经济膨胀，对实体部门形成挤压；数字平台与金融资本深度绑定，也带来数据垄断、支付渠道控制和新型风险传导。
这些现象表明，单纯依赖“技术至上”的分析范式难以回应金融为何服务、为谁服务以及如何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平衡等重大命题。
原因在于，金融运行既具有市场属性，也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与价值导向。
我国金融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协同推进。
若理论体系不能准确反映这一制度优势与实践逻辑，就难以形成统一的政策解释力和学术引领力，也不利于在复杂外部环境下识别风险、塑造规则和提升国际话语权。
影响层面，构建自主金融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命题，更直接关系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方面，围绕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展开学理阐释，有助于把“以人民为中心”具体转化为金融政策评估标准与机构行为准则，使资源配置更好回应民生关切、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目标。
另一方面，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进行体系化研究，有助于建立更精细的政策工具箱与绩效评价体系，推动金融供给与高质量发展需求精准匹配。
同时，强化对金融化、“金融幻象”及数字金融垄断的研究，可为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识别提供镜鉴，提升跨境风险预警与处置能力。
对策上，相关研究提出从六个维度协同发力：其一，系统总结新中国金融发展史，提炼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规律与治理经验，形成可解释、可检验、可推广的理论表达，使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互相支撑。
其二，推动理论范式转换，突破“价值中立”的外观叙事，明确社会主义金融的价值坐标与功能边界，强调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与人民福祉。
其三，坚持“两个结合”，在方法论上把我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贯通起来，从历史上的票号、钱庄等金融形态中汲取诚信与风控理念，把“诚信观、义利观、量入为出”等传统智慧转化为现代契约精神、风险文化与商业伦理的制度化表达。
其四，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范式，揭示证券化、衍生品、算法交易等工具在放大杠杆与复杂性方面的机制，关注平台型机构掌控数据与支付通道可能带来的竞争秩序扭曲与风险集聚，增强对外部冲击的系统性研判。
其五，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研究，围绕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构筑精神内核，推进金融职业伦理与行业自律建设，把正确的义利观、风险观、合规观落到可执行的制度安排与监督机制中。
其六，加强红色金融与马克思金融、银行理论研究，从历史脉络与经典理论源头厘清信用、银行、虚拟资本的二重性与运行规律，为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提供理论底座。
在具体理论主张方面，研究强调“社会主义金融本质论”，从“生产决定金融”的基本原理出发，突出金融的人民立场与实体导向，明确与西方金融化路径的根本区别；提出“金融利润分享机制”的解释框架，认为金融适度让利与降低融资成本并非简单转移，而可通过激励企业扩大再生产、加快资本周转、促进利润率合理形成，实现实体与金融的正向循环；并尝试以“强大经济基础—核心金融要素—理论指导体系”相互支撑的思路，推进“金融强国论”的范式化表达，为政策目标、制度供给与学术研究提供更可对接的逻辑链条。
前景来看，随着我国金融改革持续深化、监管体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加快健全，金融学研究的中国命题将更加凸显。
面向未来，只有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在学理上形成可与国际对话、能解释中国实践并指导政策优化的自主体系，才能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更坚实的知识支撑与人才支撑。
理论创新是实践发展的先导。
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融合创新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我国金融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思想动力。
面向未来，继续深化理论研究，不断完善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必将为建设金融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