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固体废物量大面广，风险隐患与治理短板并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持续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以及农林业废弃物增长较快。部分地区仍存堆存管理粗放、处置能力与产生规模不匹配、跨区域流转监管难等问题。尤其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物非法倾倒、非法处置仍有发生，不仅带来土壤和水体污染隐患——也可能引发安全生产风险——并滋生利益链条，影响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安全。 原因——增量压力叠加结构性矛盾，传统治理方式难以适应。一是产业结构和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偏高，部分行业固废产生强度仍然较大；二是固体废物污染呈“点多面广”特征，产生环节分散、类型复杂、链条较长，监管难度高于区域性、流域性的污染形态；三是资源化利用体系仍不完善，部分固废“可用但不好用”，标准、技术、市场与回收体系衔接不足，综合利用水平提升受限；四是个别地方投入不足、执法联动不够、信息化追溯不健全，给非法倾倒留下空间。多重因素叠加，使以末端处置为主的模式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风险上升。 影响——既关乎生态环境质量，也关乎资源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固体废物处置不当容易形成持续性污染源，影响大气、水体和土壤环境，抬升治理成本与公共安全风险。同时，固体废物也是重要的“资源库”。推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治理，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部分关键资源供给约束，推动产业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实践表明，在循环利用体系上率先取得突破，将更有机会在新一轮绿色竞争中掌握主动。 对策——系统部署全链条治理，突出重点领域、完善长效机制。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明确，优先治理与群众生活、安全生产密切有关的固体废物，并在整合既有管理手段基础上，更完善覆盖“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处置—资源化利用”的政策措施，推动治理模式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防控转变。此部署与此前水、土、气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衔接，进一步补齐污染防治政策体系。 围绕工业固体废物这一关键环节，主管部门提出以园区和企业为抓手，推进“无废化”改造，降低生产过程固废产生强度，提升固废易利用性和综合利用水平。“十四五”期间，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已达到57%；下一阶段将通过标准引领、技术支撑与产业协同，推动更多固废由“被动处置”转向“主动利用”。在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领域，将强化全过程监管与执法联动，完善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压实各方责任，遏制高发态势。针对历史堆存问题，将加强风险排查与分类治理，推动存量有效管控，降低长期环境风险。 资源化利用上，行动计划强调挖掘固废资源属性，发展循环经济，拓宽综合利用路径：对冶炼渣、尾矿、建筑垃圾、秸秆等在不改变性状基础上推进直接利用，提升综合利用能力；对废弃产品设备实施精细化拆解，回收塑料、金属、玻璃等再生资源；鼓励“互联网＋二手”等新模式，推动再制造产业发展，释放“城市矿产”潜力，并进行海外优质再生资源进口利用，提升资源保障能力与产业供给水平。 前景——以2030年为节点，治理成效与产业动能有望同步释放。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可以预期，随着政策体系健全、技术迭代加快、市场机制更趋健全，固体废物治理将从“治污”进一步走向“用废”，打开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空间。同时也要看到，地方标准不一、设施短板与跨区域监管等问题仍需破解，必须通过更严密的制度供给、信息化追溯和区域协作巩固治理成效。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参与。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挖掘固废资源属性，中国正在探索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的绿色发展路径。这不仅是环境治理的要求，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随着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我国固体废物治理有望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美丽中国、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