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要是随便在路上拉个人问，君王的第一要务是啥？估计十有八九会回两个字：开疆拓土。可在中国历史上，偏偏有些爱“反其道而行”的主儿，把江山不当回事，当成玩具来折腾，最后把自己玩成了亡国的孤家寡人。这几位倒霉蛋分别是：梁武帝萧衍、宋徽宗赵佶、南唐后主李煜，还有春秋时的卫惠公和明代的熹宗朱由校。古人早就说了“玩物丧志”，这五个人，绝对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先说春秋那会儿的卫懿公。这家伙迷仙鹤迷得没边儿了，把朝堂都当成了养鹤的营地。大殿外仙鹤排着队嘎嘎叫，大臣们为了讨他欢心，纷纷把仙鹤往宫里送。懿公就大方地给这些鸟儿发俸禄、赐品位，上等仙鹤吃的粮食跟大夫一样多，就连驯鹤的人都能当官。每年光养鹤这一项，就得给百姓加派巨额赋税。老百姓饿死冻死的都有，怨气冲天。 等到北狄两万铁骑杀到朝歌城下的时候，情况就变了。懿公急着征兵，结果老百姓早就躲进深山不出来了。大臣们这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把真相捅了出来：“鹤不能打仗啊，你看它吃着大夫的俸禄；老百姓饿肚子你也不管！”懿公这才泪流满面地悔悟，赶紧把仙鹤都放了去招兵买马。可惜这时候已经晚了。他亲自披甲上阵在荧泽迎战，结果被狄人来了个伏击战，身首异处，朝歌也丢了。 战争结束后，大夫弘演去荧泽收尸，发现血肉模糊一片，只剩下一颗肝还在。弘演为了报答君臣之义，干脆把自己的肚子剖开，把懿公的肝塞进去当棺材用。一代国君最后落得个被藏进大臣肚子里的下场，这事儿荒唐至极，堪称自作自受的典型案例。 再看梁武帝萧衍。这老爷子晚年信佛信得太深了，前后四次跑到同泰寺去当和尚，弄得国库空虚。大臣们花光银子把他赎回来还没用呢。他还非得讲经说法。为了修寺庙、铸佛像，连年征发民夫干活。那时候“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力”都被寺院吞了。老百姓冻饿交加成了盗贼集团。北魏趁机南下趁机偷袭。 台城陷落后他被关在了净居寺里。和尚们对他还挺尊敬的，给他摆酒席吃饭。他偏要装样子“以身作则”，拒绝吃一粒粮食。三年后这位“佛门大护法”被活活饿死了。谁能想到呢？佛没把他渡了过去，反倒把他给害了。 南唐后主李煜也不差。这哥们儿写起词来那是一把好手，“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名句张嘴就来；可提起治国带兵？实在是个外行。他在宫里写词写得欢，外面的军队都快散了架了；他在梦里当他乡异客的时候，叛军已经在城下擂鼓进攻了。 等到北宋的军队开进汴京以后，他还是在院子里填词吟唱“小楼昨夜又东风”。但他已经再也回不去金陵故宫了。41岁的时候他被毒死在了汴京。“词帝”成了亡国之君的代名词——再多的好词好句也换不来一条命。 宋徽宗赵佶更是个书画家范儿十足的皇帝。他的瘦金体写得一绝，花鸟画也是顶尖水平。可他却把朝廷当成了画院来管。画院里的博士升官太快边备就荒废了；宫廷画师拿的俸禄太高国库就空虚了。等到北方的铁骑杀来的时候他才傻眼——手里只剩下《腊梅山禽图》这种画作根本救不了急。 为了运送军粮他还发明了什么“木马流牛”这种奇技淫巧。把滑轮绑在马肚子上让马拉粮车跑；再弄个“流牛”让粮袋自动滑到前线。结果这玩意儿根本不靠谱——木马经常断梁“流牛”老是翻沟里——一年也运不到一半军粮。金兵看了直乐：“这宋国君臣还真是会发明啊。” 明代的熹宗朱由校也不是省油的灯。天启年间的紫禁城西苑里整天都是拉锯声和油漆味儿盖过了奏折声。这哥们儿沉迷于做木匠活不能自拔。什么斧头锯子都是他亲自上手干活的那种级别。一张小床他能拆能合十个人都抬不动他单手就能拎起来。大臣们上书劝他“效法尧舜”他就回一句“朕知道了”批红大权直接扔给了魏忠贤。 魏忠贤借此机会大肆卖官鬻爵搜刮民财搞得天下大乱；辽东的警报此起彼伏民变也闹得凶；这位“木匠皇帝”却还在后宫里演《八仙过海》玩得不亦乐乎。1627年的一个夏夜他穿着冬天的衣服装成明太祖巡游乐极生悲吃了“仙药”就这么挂了年仅23岁。他的庙号叫熹宗谥号是文襄——这俩字其实都是他亲手锯下来的木板上的刻字。 李白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说得多好啊！可这五位君王却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天赋用错了地方才是最大的灾难。”爱好可以很高雅但一旦过了那个“度”高雅也会变成亡国的导火索故事讲完了镜子还挂在那儿呢——不管你是当皇帝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把工作当事业把爱好当调剂把责任当底线——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天生我材的那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