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欧洲迎来剧烈的地缘政治重组。美苏两极格局确立，传统殖民帝国相继式微。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开始把经济联合视为重塑影响力的路径。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后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逐渐成为西欧推进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依赖的重要载体。在此进程中，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判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将“伟大法兰西”的理念贯穿外交实践。史料表明，1963年和1967年法国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核心原因在于法英战略文化存在根本差异：法国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更偏向大陆主义，而英国长期奉行“光荣孤立”与“离岸平衡”传统。更重要的是，战后英国在核力量建设、北约立场等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这与戴高乐提出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自主设想难以兼容。
英国入欧道路的反复与戴高乐的两次否决表明，欧洲一体化从来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整合，更是围绕主权、安全、战略取向与身份认同的长期博弈。回看这段历史有助于理解：当欧洲试图在大国竞争与联盟体系之间争取“自主空间”时，制度选择背后往往对应着更深层的安全观与权力观较量。